中外融通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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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外融通”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世界史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大跨度、长时段的历史空间与时间，众多的不同生活生产样式与文化背景的民族，使世界史的研究对象“恒河沙数”，难以穷尽，且又“气象万千”，深奥复杂，对语言训练、理论功底与学术素养的要求极其苛刻，没有毕生精力的投入与钻研，是难以有所建树的。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史学科门类众多，专门化色彩极浓。从断代史来划分，有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与当代史；从地区上划分，有东北亚史、东南亚史、南亚史、西亚史、拉丁美洲史、北美史、西欧史、东欧史、北非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史等；从国别上划分的有埃及史、

2、希腊史、意大利史、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俄国史、印度史、日本史、、、、、、、、；至于一些专门史如古希腊罗马史、古代东方史、西方文明史、文艺复兴史、宗教改革史、阿拉伯史、伊斯兰教史、佛教史、印第安人史乃至各种经济史、制度史、文化史、交通史等更是举不胜举。尽管上述门类中多有内容与线索上的交叉与纠葛，但这样的划分大体上已众所认同。限于学力与精力，我国的世界史学讲究专门化研究。毕竟这是世界史学科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只有厘清各个时代、各个地区与国家的历史、各种特定领域的历史，世界史才会以丰富多彩的面貌而具体、完整地展示出来。但必须看到，单纯

3、、片面地强调专门化，常常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不利于对各国、各地区之间历史的横向联系与发展趋向作一宏观审视与整体把握，这对学科发展自有其严重弊端。显然，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既需注重专门化的研究，也须在此基础上作宏观的“融通”，走“中外融通”的发展路径。提倡“融通”是从国际史坛发展的大趋势来考量的。在当代西方，受新史学的影响，“微观史学”的理念与方法至今仍有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不少史界精英也逐渐意识到，单一、孤立与封闭的研究方式，固然是历史“个案”考察的可行方式，但要将“个案”的探究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将无数的“个案”研

4、究汇聚起来，进而阐明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并从中寻找某种历史规律性，那就必须突破地区、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将诸多的同类历史现象群纳入视野之中，进行交叉、对比与开阔的“融通”式研究。早在在20世纪初，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大史学家马·布洛克首倡比较史学，很快受到欧美史学界的热烈呼应与普遍认同，比较史学由此而逐渐在西方史坛风行。这一重要学术现象的勃兴，无疑是西方史家开始追求“融通”学理的产物。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就指出：“只要历史学家忽视了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历史，他们便会有回到知识孤立主义中去的危险，

5、必然会阻碍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他强调，“今天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是范围广泛的比较性资料，使他们能够探索和分析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模式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结构中的规律性，与此同时，也要努力发现出乎意料的明显的无规则性和变异性的深刻原因”。由此，巴氏倡导西方史学家“跳出欧洲去，跳出西方去，把视线投入所有的地区和时代”。正是基于“融通”的学术理念，20世纪的西方史坛涌现出象汤因比、斯塔夫理阿诺斯、伊格尔斯、亨廷顿那样的著名史学家。尽管他们的著作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广博的学识、宏

6、阔的眼界与非凡的宏观驾驭能力却不得不让人击掌叹服。当前，对历史现象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式综合研究正在国际史学界兴起，2000年奥斯陆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第一个大主题就是“全球史的前景：概念与方法论”，其下的两个副主题，一是“普世史或全球史(UniversalHistory)能否成立？，一是”几个世纪以来大陆之间的文化冲突”。在讨论中，代表们强调写一部完整而全面的新世界史。国际史坛讲求“融通”的学术潮流，无疑值得我们关注与借鉴。事实上，讲求“融通”也是我国世界史学研究中的优良学术传统。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大都是国学基础深厚、

7、讲求“中外融通“的史学大家，且多是在精通中国史的基础上研究世界史的。雷海宗先生原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的是纯外国思想史的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任教后，既从事世界史教学，并撰有在文化形态学上颇有创见的《西洋文化史纲要》，同时也注重国史探讨，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论文集，其中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君主制度、军事制度、历史分期等重要问题，在当时广有影响。解放后，他发表了《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与《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这两篇文章，前者是有关文明的冲突和融合问题的先驱之作，而后者则是有关历史分期的开创性论著

8、，均涉及世界古代史大局。齐思和先生同样是学贯中西。他在193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回国后，即从事先秦史的研究与教学，先后出版的主要论著有《战国制度考》、《周代锡命礼考》、《孟子井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