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如何关心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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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主义如何关心社会公正序言这一百年政治革命理想是“解放”，也就是“自由”。革命除了政治革命之外，还有一个是社会革命（或经济革命）。从孙中山开始，政治革命被迫和经济革命卷在一起，而且经济革命还依赖于政治革命，也就是通过暴力或民主手段重新分配财产。但是如同雨果说的，革命是宙斯但最终会在农神潘恩面前下跪，或者如同阿伦特诊断法国大革命“自由”被“幸福”拖累一样，“面包”会影响“自由”，导致蜕变为极权主义民主。邓小平通过经济扩张改善政治圣经中说，人世间的东西都不是长久的。爱国主义和对民族国家的信仰虽然类似于宗教信仰，但是“伪神”，

2、是偶像崇拜，不可能像信仰上帝那样长久。当爱国主义宗教像潮汐一样落潮时，丑陋的社会现实就暴露出来了。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长久生存于政治鸦片之中，总是有醒悟过来的时刻。邓小平正好遭遇上这样的时期，所以他不可能不把政治的双脚放到地上。邓小平走向了现实主义，双手不再去高举旗帜，而是将旗帜插在前面，双手去地里刨食。还不仅仅是命运迫使邓小平走向了现实主义，还有一层就是长期以来的政治革命运动已经让它失去正当性，人们认为政治运动已经无效，不会再把希望寄托在政治革命上，而是想集中精力搞经济革命。这里颠倒了乾坤：先经济革命，再政治革命。逝者已往

3、，而且邓小平颇懂施特劳斯“直白”和“隐微”之分，我无从知道在邓小平内心，颠倒乾坤是如何形成的。我只能从其他人处找出一鳞半爪来映证。欧洲近代以后的世俗化，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而且经济成为社会结构的中心，在经济和工业领域的世俗化，逐渐波及其他领域，例如文化、政治。那么经济是不是可以成为政治现代化的先行官？韦伯的判断是这样的，他认为德国可以从先工业化开始。如果还处在政治对经济是我中有你的，政治牢牢控制着经济的局面下，那也不可能实现颠倒乾坤。这一点在世俗化开始后也没有了问题。中世纪后期城市出现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分裂开来，分裂中

4、把经济留在市民社会中。按照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把社会划分成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每一个层面都有不同的轴心原则，其中政治和经济的断裂发生在近代。如果借用丹尼尔.贝尔的轴心原则之说，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平等，而经济的轴心原则不是平等，可以让不平等用来推进更大的平等。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于共同富裕距离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并不远。平等是一个由宗教信仰或神学制成的概念，在世俗化以后政治从超验信仰的网罗中脱离出来，而经济也同时和政治分家了，于是经济可以不平等了。对于欧洲而言，世俗化是神学政治意义上的，而对中国来说，世俗化

5、是道德政治意义的，这里的道德是前面说的民族国家信仰。邓小平改革之后中国就开始了重商主义时代。颠倒乾坤应该表达为这样的思想：市场经济是手段，而政治革命是目标，市场经济仅仅是邓小平“放长线钓大鱼”。邓小平是通过经济扩张改善政治，把经济改革作为政治革命的一个步骤。自由主义为什么认可经济自由主义如果没有1989年的劫难，邓小平在自由主义者眼中的地位会更高，当前自由主义者颇有好感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的自由化改革难道不是在邓小平的运筹帷幄之中的？自由主义者的进路与邓小平不谋而合。自由主义是一种政体的学说，它关心的是政治革命或立宪。自

6、由主义者为什么要谈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有助于立宪政体的实现。在斯密那里，自由主义已经知道经济革命并不能依赖于政治革命，平等的财产分配不能依赖于民主或暴力，而必须依赖于权利的实现，通过权利的平等来分配财产，这样才能接近正义的要求，避免陷入历史中往往复复发生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内战。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说得很清楚，理论政治家错误地认为，如果人类在政治权利上完全平等，同时他们就能在财产、意见和情感上完全平等。还有另外一方面是避免阿伦特说的经济革命拖累政治革命。市场经济可以帮助自由主义者解决贫困和生存危机，也就是说自由主

7、义之所以认可经济自由主义者，是需要市场经济来完成经济革命。自由的价值，必须有一个物质上的前提条件，就是个体生命的延续。没有人，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这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没有人能够否认。自由主义把缺乏、贫穷和饥荒登难以解决的问题看得很严重，认为能够保证所有人获得足够生存手段的最佳方法不是国有制，而是私有财产的最大分散。洛克对私有财产正当性诉诸于共同利益，即消除由来已久的不幸和贫穷，斯密也将它的全部理论建立在洛克的基础之上：只有建立在私有财产至上的自由经济，才有可能“对最底层的人民”提供买得起的食品价格。在斯密看来，自由主义者欢迎

8、市场经济，是他们深信不疑经济竞争将产生足够的经济繁荣，以增加最底层人民的福利、个人安全和独立。在自由主义看来，自由主义制度虽然不能像暴力革命那样意图用直接的手段实现社会公正，但是它可以像中药一样调和身体，经过较长时间的调理，可以通过权利的平等而最终实现繁荣和谐的国度。再有就是市场经济和财产权有助于从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