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萨达姆塑像的倒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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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萨达姆塑像的倒掉论文..毕业4月9日的巴格达，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美国部队把绳索套在那个独裁者的鼻子上，在周围一群欢呼雀跃的伊拉克人面前，把他从底座上拉了下来。这座似乎不可动摇的塑像，先是摇摇欲坠，随后终于跌落。在它最后落地停当之前，地球引力必须克服那雕像的荒诞离奇的横着的姿态：那硕大的身形缓缓地上下摆动..毕业，最后还保持了片刻的恐怖。就像一幅两可图形看着看着会发生格式塔转变一样，同样，对伊拉克战争的公众感受，好像也在这个场景发生了彻底改观。那幅道德上令人厌恶的图景-施加在无能为力的、遭受无情轰炸的人民头上的"震撼和畏惧"，转眼间换成了另一个场面

2、：巴格达什叶派地区那些从恐怖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公民们，一个个欢天喜地。这两幅图景都包含着真理的成分，尽管它们激发的道德情感和态度是相互矛盾的。一言难尽的心情，难道就一定导致彼此矛盾的判断？初看之下，事情再简单不过了。一场违反法律的战争，即使它导致的结果是规范上可取的，也仍然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但这就是事情的全部了吗？坏结果会使好意图信誉扫地，难道好结果就不会为事情提供事后辩护吗？万人坑，地下牢房，以及遭受酷刑者的证词，这些都使得那个政权的罪恶性质昭然若揭。将一个遭受虐待的民族从野蛮政权下解放出来，这是一大善德；政治上值得追求的种种价值之中，最善者莫过

3、于此也。在这方面，伊拉克人自己，不管他们眼下是在欢庆，还是在抢掠；是在向占领者们示威抗议，还是干脆就无动于衷，都在进行着对这场战争之道德性质的判决。但对我们（身处德国的人们）来说，政治公共领域中凸现出来的，却有两种反应。处于一方的是那些务实派，他们确认既成事实当中的规范力量。他们所依赖的是实践判断的力量，是对于道德的政治限度的一种清醒意识，这种意识使他们赞赏胜利的种种结果。在他们眼中，有关战争之正当性的深思熟虑简直是白费功夫，因为在这过程中这场战争已经成了一个历史事实。另一些人，则干脆屈服于既成事实的强制，不管是出于信念，还是出于机会主义。他们把此时

4、他们所谓国际法的独断论撇在一旁，认为正是这种执迷于对使用武力之风险和代价的后英雄时代的谨慎盘算的独断论，对政治自由的真实价值闭眼不见。这两种反应都不恰当。它们都屈从于一种情绪反应，也就是对于一种"冷血的道德主义"的据认为是抽象的思考的情绪反应，而没有把握住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实际上所提供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要用来代替通过国际法来驯服国家暴力这种方案的。也就是说，他们用来反对国际法的道德的，既不是政治现实主义，也不是对于自由的多愁善感，而是一个革命性主张：如果国际法体制失效了，那么对全球性自由主义秩序的政治上卓有成效的强行实施，就是在道德上合情合理的

5、，即使所用的手段与国际法背道而驰。沃尔夫维茨并不是基辛格。他是革命党人，而不是玩世不恭的政治权术师。确实，（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被认为必须有权采取单边行动-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运用一切可行的军事手段以确保其霸权地位不受一切可能对手挑战。但是，对这些新意识形态家来说，全球霸权并不是目的本身。新保守主义者之所以区别于"现实主义的"学派的，是这样一幅美国全球政治秩序的远景，它与联合国人权政策的改良主义纲领发生了断然决裂。这种远景虽然没有背叛自由主义的种种目标，但它打碎了联合国宪章不无道理地施加在这些目标之实现之上的种种文明化限制。目前，这个国际组织当然

6、还还完全无法强迫一个不服约束的成员国确保其公民获得民主和法治。联合国人权政策的选择性很强的实施，本身就是以可能性作为保留条件的：手握着否决权的俄国，是无需顾虑任何对车臣的武装干预的。萨达姆·侯赛因用神经毒气对付自己的库尔德人口，对一个即使对种族灭绝也曾经装聋作哑的世界性组织来说，这仅仅是它的有失体面的失败纪录中的诸多篇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联合国之存在的基础的核心使命-确保和平，也就是实施对侵略战争的禁令-就更加重要了。通过这种实施，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消除了传统的"开战条件"，对各国主权施加了限制。由此，古典的国际法在走向世界主义法律状态

7、的道路上，至少迈出了一个关键步骤。半个世纪当中，美国可以看作是这条世界主义道路上的领跑员。随着在伊拉克进行的战争，它非但放弃了这种角色，而且还放弃了国际法权之担保者的角色。它对于国际法的违反，为未来的超级大国设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我们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罢：美利坚合众国的规范权威，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合法动武所要符合的两个条件，现在一条也没有满足：这场战争既不属于针对一种实际的进攻或迫在眉睫的进攻威胁的自卫，也没有根据联合国宪章受到安理会决议的授权。第1441决议也好，17个先前的（并且是"作废了的"）关于伊拉克的决议也好，都不能算作是一种充分的授权。"

8、愿者同盟"起初寻求一个"二次"决议，但最后拒绝将动议付诸表决，因为它甚至都无法指望由不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