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并进与制衡的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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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元”并进与制衡的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1引言　　　当下中国城市规划体系于计划经济时期从原苏联移植，经改革开放后吸收欧美规划经验而演化形成，其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同为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但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方向现却备受质疑(陈锋,2004;闫小培,等,2008)，其中规划思想缺失所导致的规划工具化或功利化最受争议。此外，因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欧美规划理论并未能满足中国本土规划实践的要求(王兴平,2006)，中国城市未能摆脱工业化伴随环境污染的发展悖论，在此城市发展危机之下，规划界应及早寻求新的发展道路。究其根源，中国城市规划体系决定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同时规划

2、思想的缺失亦加剧了城市的发展问题。对城市规划思想而言，当前最大的困境是本土化进程缓慢，且因中国传统规划思想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出现了断层，历史传承受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下规划的混乱。城乡规划学的学科思想与理论被认为是学科生命力的重要体现(沈清基,2012)，在引进、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中国城乡规划界还须从本土历史实践中实现继承和发展。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历史悠久，贺业钜先生就此曾提出华夏城市规划体系一说(贺业钜,1996)，而当下中国城市规划将迎来思想和理论本土化的浪潮，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提取关于规划实践的思想精华，避免重复西方城市化走过的曲折道路。同时，只有民族的才是

3、世界的，建构本土规划思想体系对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库恩对学科范式的定义中提出，现代学科范式应包括学科成就、学术共同体和学科问题三者(库恩,2003)，从学科范式来看，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已具现代学科雏形。中国古代规划与城市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且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可供操作的城市建设制度(文超祥,等,2002)，其参与者从王朝官员、文化大儒到匠人、术士形成自上而下完整多元的参与体系，古代城市规划最主要的难题是使城市满足天、地、人的三元平衡。　　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研究上，贺业钜先生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一书提出了华夏城市规划体系，对古代规划史作了详尽的研究。基于

4、此，本文认为中国城市规划思想自古代城镇形成到清朝末年的上千年间自成体系、一脉相承，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核心是天、地、人的三元制衡，基本框架则是以天为本、以地为本和以人为本。其中，天、地、人的提出源于《易经》，《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春秋繁露》中亦说三者（天地人）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可见天、地、人是相互衔接、相互影响的三个主体，正是中国古代规划思想和实践中始终存在天、地、人的三元制衡和演化，才衍生出了古代中国丰富多样的规划形态。　　2中国城市与城市规划思想　　2.1中国古代

5、城市的演变　　中国城市的演进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中国最早的城市是从原始聚落向综合中心功能聚落（如城邑、都邑）演化而来(武廷海,2001)。在仰韶文化时期，聚落已有了合理的布局，可适应氏族的集体生活，具备防御其他部落进攻的功能(吴松弟,1998)，部分大型聚落还具有原始王陵和祖庙性质的崇祖中心(田广林,2004)。从中国城市的起源上可知，适应集体生活、具有防御功能和祭祀功能是城市产生的主要基础，早期聚落建设的实践对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且奠定了天、地、人三者的基本关系。　　从奴隶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结束，古代城市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波动性，战争频繁城市则

6、消减，和平稳定城市则兴旺；总体而言，中国的城市发展史是连贯的，未曾出现间断。顾朝林等(2008)将西周到清末中国城市的发展划分为6个时期，即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和明清时期，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是城市形制的确立时期（春秋战国以前），以《考工记》、《管子》影响下的城市实践为标志；二是城市建设的鼎盛时期（秦汉到隋唐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格局和建造模式；三是城市内卷化时期（五代到明清时期），核心城市随朝代更替而兴衰，城市的发展逐渐停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因社会经济结构稳定，城市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7、且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城市格局和规划思想变化很小(董鉴泓,2009)。总体来看，古代城市的发展模式是连贯、单一的，城市格局稳定。　　2.2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特征　　2.2.1以王权为中心　　从前文可知，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久远，作为一门实用型学科，其存在和发展的推动力之一，是王权统治的需要。王权始终是规划制度的核心，在王权管制之下城市组分的规划地位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如宋代市坊制度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因素超过了礼制要求，建立了王权统治之下的新规划秩序(贺业钜,1996)。自秦代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