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特加论大学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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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建文化教学——奥尔特加论大学教育改革 郭勇健  摘要：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在《大学的使命》中，考察大学教育改革的问题，从哲学的高度与历史学的广阔视野，重新审视了大学教育改革何以可能的问题，确立了“大学的使命”，即大学教育的目的，提出了“教育的经济原理”，并呼吁将“重建文化教学”作为大学教育改革的方向。奥尔特加对大学教育改革的思考，对于我国当前的大学教育改革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关键词：奥尔特加 大学教育改革 大学的使命 教育的经济原理 文化教学  奥尔特加，全名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eOrtegaYGasset，1883～1955），2

2、0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存在主义者加缪甚至曾誉之为自尼采以来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然而，奥尔特加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封闭于象牙塔中的学者，而是一位典型的“公共型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曾被西班牙人誉为“共和国之父”。作为典型的“公共型知识分子”，奥尔特加集哲学家、作家、政治家、出版家和教育家于一身；与此同时，他在学术方面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研究范围极其广泛，涉及哲学、美学、文艺评论、政治、历史、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大学的使命》便是奥尔特加对大学教育改革的哲学思考。本书出版于1930年，但其中的

3、主要思想和基本原则，明显超越了国别和时代的局限，具有较高的理论预见性，对于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仍不乏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结合中国高校教育现状，对《大学的使命》做一简略的重构，以期能够丰富和深化国内大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一、改革何以可能？ 大学教育之所以需要改革，当然是由于旧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出现了诸多问题，种种积弊乃至沉疴一旦浮现出来并为人所注目，改革的呼声便随之而起。所谓“改革”，一般被理解为或等同于“纠正弊端”，使大学教育逐渐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但奥尔特加一开始就指出，“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局限于纠正弊端，而且改革的主要特点也不能只局限

4、于此。”[1]（P45）如果改革仅仅停留于片断式地纠正弊端、局部性地调整固有体制，必然会陷入两个常见的误区：“治标不治本”、“有病乱投医”。缺乏一个长远的、必要的和恒定的目标，只能着眼于一时的和可见的效果，不考虑或忽视了潜在的和不可见的原因，因而只能随机地、即兴地制定种种经验性的改革方案，并且容易轻率地“仿效别国的做法”。如认定德国人的科学成就举世瞩目，德国大学培养出许多科学天才，所以德国的大学一定是所有大学的榜样，因之强行移植其教育体制，如此依样画葫芦，其实每每“橘逾淮为枳”，反而徒劳无功，甚至适得其反。奥尔特加所指出的这两个教育改革误区，显然不

5、仅仅限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返观当前中国高校改革纷纷盲目模仿国外大学的做法，不能不承认奥尔特加诊断的预见性了。6奥尔特加因而强调，改革固然需要热情或激情，但光有狂热的激情未必能够成事，因为“历史不是个人创造的——无论他多么伟大，历史不像是十四行诗，也不是一种单人纸牌游戏；它是由许多人共同创造的，由众多具有某些必备素质的人共同创造的。”[1]（P38）假如改革者不具备这些“必备素质”，激情甚至可能反倒误事。真正能够在历史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富有创造性的激情”，正如黑格尔《历史哲学》所指出的，是一种“冷静的激情”，这种激情从来离不开冷静的思考和清醒

6、的筹划，必定能够容纳反省性的批评。同时，包括大学教育改革在内的一切人类生活，都没有为我们提供现成可得的东西，生活“给予我们的只有潜在的机会和可能”[1]（P37），既然如此，大学教育改革只能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过程和探索过程，照搬现有的成功经验未必可靠。为何不能照搬现有的成功经验？比如，为什么中国的高校体制改革不能机械地模仿美国的高校制度？关于这个问题，奥尔特加的见解相当明确且富于启发性。他认为，学校是国家的一部分，学校教育是社会总体生活的一部分，大学教育体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一个更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的原理”是：“如果学校

7、确实是国家的一个职能机构，与其内部人为创造的教学气氛相比，它更多地依赖于它所处的民族文化氛围，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平衡是造就一所好学校的一个基本条件。”[1]（P48）从这个原理出发，奥尔特加前后给出两个推论：一、“如果一个民族政治腐败，那么要想拥有完善的学校体系是徒劳的。”[1]（P48）二、高校体制与国家体制相一致，亦步亦趋地模仿他国的改革经验是不可能的，一成不变地移植他国的教育理念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还可以追加一个推论：三、大学教育改革不应当只是一种封闭于高校内部的孤立行为。尽管如此，大学毕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而教育体制改革毕竟也与政治体制改革

8、有所区别，因此，在一定限度内单独地实施大学教育改革是可能的。但其前提是，必须有一个有利于改革的外部环境，如整个社会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