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育语境中文化认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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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语教育语境中文化认同困境一、认同认同是个多维度的概念。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认同是指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属于一种自我意识或者说自我概念。早在上个世纪初，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提出过非常著名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分析。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分析，认同则更侧重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包括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社会学家Mead、Giddens等对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研究。总而言之，认同是主体对自我边界及自身与外界关系的一种认识与精神性反思，既是个体心理的，又是社会的。文化认同是个体对于特定文化的一种归属意识，可以表现在心理上，也可以表现在行为上，或者两者兼具。

2、显然，对于某具体的个体，如果归属于一种文化，则自然地要“不”归属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文化。因此，文化认同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悖论，其发生的过程既是一种归属，又表现为一种疏离。二、英语教育与文化认同5如前所述，文化认同既是个体心理的、也是社会的，它和地理、种族（包括肤色等体貌特征）及社会团体等外在标签相联系。语言活动具有社会行为的属性，它是文化认同因素之一。英语教育是语言的教育，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建构活动，因为语言与认同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建构的。语言使用在展现个体文化认同的同时，也是在建构文化认同。Bucholtz&Hall指出，认同是在语言互动中产生的[1

3、]。具体而言，它存在着以下五项原则。（1）认同是语言和其它符号实践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因此，认同从根本上是社会文化现象。（2）认同包含宏观层面上的人口统计范畴（即居住地、性别、职业、教育背景等内容），以及微观层面上的特定场合交际角色（如作为老师、学生等）。（3）在语言层面，认同可以通过标签化、称谓、语义蕴含及预设、交际立场以及不同的语言结构和系统等方式得到体现。（4）认同的建构是通过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不同方面进行建构的。（5）认同的建构既是有意识进行的，也是出于习惯，同时也是基于他人的感知和表征；它既是在语言互动中妥协和磋商的结果，也是宏观社会意识形态和

4、结构的产物。5然而，在我国英语教育语境中，文化认同这个概念自身的两种冲突力量（归属一个团体和疏离本团体之外的“他者”）得到了最为显著的体现。一方面，英语的学习和使用建构着属于英语社区的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英语仅仅是外语，在情感诉求和现实利益上，它不应该取代也不能挤占中国文化认同的维护和发展。这样，文化认同在我国英语教育语境中就形成了似乎难以超越的悖论。从微观结构来看，英语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英语学习者、教育者和学习内容。首先是英语学习者，也就是外语学习者自身。外语学习者作为个体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将会经历不同程度的文化认同发展变化，并根据个体差异可能

5、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认同结果。其次是外语教育中的教师。外语教师基本都是双语甚至是多语者，他们自身通常经历过、经历着文化认同的建构、维护和呈现。最后是外语教育的内容，也就是回答教什么的问题，尤其是要在语言教学材料选择方面体现出文化认同建构的导向性。当然，这三者之间在现实上是统一的，只不过出于分析的便利人为地将其割裂开来进行讨论。接下来，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探讨我国英语教育语境中的文化认同悖论。三、学习者的文化认同困境我国英语教育语境中的学习者在本质是一个发展中的双语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双文化者。就英语学习者个体而言，他们的文化认同会如何发展呢？其中的文化认同

6、悖论又表现出何种特征呢？有研究人员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以研究学习者双语发展和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对自我认同的发展变化展开研究。其中比较突出的有Lambert提出的“社会心理模式”，他认为外语学习会影响学习者自我认同的变化，并把这种变化分为两类,5即“削减性”和“附加性”双语[2]。所谓削减性双语就是把外语掌握好了，并且接受和融入了外语文化，但对本族语文化却产生了疏离感，导致对母语文化的陌生化，即母语文化认同的缺失。附加性双语表示的是另一种外语文化学习结果，即外语学习者获得了两种文化身份，外语文化没有对母语文化产生威胁。产生附加性双语结果的外语

7、学习者可以在两种文化身份中根据需要进行切换。在Lambert研究的基础上，高一虹提出了不同于“附加性”和“削减性”双语的“生产性双语”现象[3]。生产性双语强调外语文化对母语文化的增值作用，用她的话来说就是“1+1>2”。也就是，两种文化不会相互冲突，反而相得益彰。因为生产性双语是基于最佳外语学习者的调查而得出来的结论，其推广具有一定局限性。随后，高一虹通过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英语学习者的自我认同变化进行调查研究，调查肯定了生产性双语实际存在于外语（“非二语”）学习过程中的一般英语学习者群体中[4]。虽然高一虹教授提出并证实了英语教学中的文化

8、认同“生产性”积极发展模式，但是她的研究出发点是基于个体心理变化的，不是从整个英语学习群体乃至中国社会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