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知识分子批判多重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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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朔知识分子批判多重指向摘要:通过对王朔小说及其它言论的深入探讨,可以认为王朔对知识分子的不遗余力的批判是有多层意蕴的,它不仅指向中国社会几千年知识分子传统所产生的难以消除的痼疾,而且还是王朔的自我批判,同时这种批判还超越知识分子的局限而指向普遍的人性弱点。关键词:王朔;知识分子;自我批判;人性弱点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05-035知识分子这个词语本身是个外来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他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超脱国家和各种体制的束缚而成为“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

2、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弗兰克?富里迪曾经将相近的观点阐述的更清晰:“知识分子的创造角色要求他远离任何特定的身份和利益。自现代社会以来,知识分子的权威就来源于他们声称一切言行都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知识分子可以被视为启蒙传统的化身,始终追求代表全人类的立场。”[1]这是西方现代学者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内涵的定义。在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则如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中所言: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尽管两者之间不尽相同。……“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

3、韵。一位西方思想家在二十世纪末曾对中国知识人的这种精神感到惊异。他指出中国知识人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他们的独有的责任,这是和美国大相径庭的。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识人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他因此推断,这一定和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有关。[2]这位西方思想家完全猜对了,与萨义德和弗兰克?富里迪的定义相比,显然中国知识分子更强调“以天下为己任”。余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说比较简明扼要的阐明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渊源与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既是一种堪称优良的传统,同时也是古往今来中国知识界很多痼疾难以消除的根源之一。古代“士”的这种精神在

4、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有着最为简明扼要也最广为人知的表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5欤!”这种精神也的确被后人不断实践着,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饱经忧患的一百多年间,更是有无数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兴亡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中尤以五四时期的处于新旧交叉点上的知识分子,因外来思潮和国家危难而产生的启蒙意识,对当时和之后都影响巨大。新中国建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传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到了文革结束不久的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遭受了苦难与束缚的知识分子终于可以

5、再一次比较自由的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了,具体到文坛,正如戴厚英所说的:“思考使我痛苦,更使我意识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于是我写起了小说.”[3]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使得“伤痕”、“反思”作家的历史讲述具备了特有的话语立场,他们中的很多作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但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中国社会快速的商业化进程。尤其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整个社会都开始从精神的“寺院”中“还俗”,终极价值普遍失落,满足物质欲望的追求全面占据了上风,知识分子在这一状况下再次陷入窘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欲望与社会的普遍欲望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5应有”的价值观与“真

6、正实用”的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伪善”的确很容易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中一部分人“最佳”的选择。正如刘震云在《我把青春献给你》序中所言“鲁迅说,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他读来读去,读出两个字:吃人。王朔的小说,我读来读去,也读出两个字:别装。吃人不可怕,吃下去再装就可怕了。一个人装没什么,个个装就可怕了。该装的装没什么,不该装的也装就可怕了.”[4]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的冲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在不同时代的知识阶层中是始终存在的,所以,对知识分子的讽刺与批判也并非从王朔始,古已有之。其中距离我们较近也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清代吴敬梓所著《儒林外史》和现代钱钟书所著《围城》。前者创作于“书中自有黄金屋”的

7、科举时代,这就决定了考中做官是当时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价值追求,而能否官运亨通就是这部分人最大的焦虑了,所以《儒林外史》中很大篇幅讽刺的都是这种心态。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产生了现代知识分子,与古代知识分子相比,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便是可以有多重选择。因此身份革命对知识阶层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心灵解脱。但解脱并不意味着这一阶层问题的减少,《围城》讲述的就是所谓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故事,几乎人类可能有的劣根性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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