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史辨派的最初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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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古史辨派的最初反响——以傅斯年为例（张京华）张京华摘要：古史辨派的复杂，不仅限于它与考古、释古等不同治学倾向的关联。疑古思潮在其刚刚兴起时，尚值北京政府当政。至南京政府时期，随着中日战争的逼近，内外情势的升降，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乃至疑古派学者自身的治学态度，不能没有变化。建国以后，更有疑古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厚今薄古”观念的错综纠葛。甚至在疑古学派内部，也有胡适、杨宽、杨向奎、童书业等成员的早晚退出，以及钱穆、傅斯年、冯友兰、吕思勉等师友的前后分合。其间线索之缴绕，影响之深远，本身已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缩影。傅斯年与顾颉刚是北大

2、同学，同为胡适入室弟子。1919年冬，傅斯年毕业后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生物学、心理学和数学，1923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相对论和比较语言学等学科，1926年冬回国，共留学7年，但没有拿任何学位。在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后，顾颉刚虽然有胡适的支持，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小。《古史辨》第一册的结集出版，未始不含有出版经营的因素，即便如此，对于此书销量出奇的好，顾颉刚也并无预见，这一点由《古史辨》第一册1926年6月出版，而顾颉刚却在7月1日接受厦门大学聘书离京即可见出。此后尽管顾颉刚名声雀起，但他的疑古研究实际上一

3、度进入低谷，这一点由《古史辨》第二册迟至4年以后才得出版，且又不得不声明放弃“禹为动物”的假设也可见出。在这数年中间，对于顾颉刚的最高评价，同时也是对他的最大支持，来自留学欧洲的傅斯年。从1924年1月到1926年10月，傅斯年在德国及在回国途中写给顾颉刚一封长信，主要是评论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信中从一种非常宏观的角度，对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表示极大支持，称赞它是史学和考据学的“大小总汇”，是史学的“中央题目”，指出：“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钥匙，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

4、的新大成。”评价顾颉刚在中国古史学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并且说道：“去年春天和志希、从吾诸位谈，他们都是研究史学的。‘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危，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1]此后在顾颉刚的头上便有了“史学称王”的桂冠，甚至在他的学生的头上也有

5、了“一字平天王”的桂冠。[2]论及对顾颉刚的最初评价，学者往往指出傅斯年在欧洲所受的比较语言学训练，以及兰克史学的影响，然而笔者也注意到，在研究方法一面，傅斯年的信中尚有对顾颉刚不赞同之处，指出他在求证方面不能“阙疑”。傅斯年此信对于顾颉刚的最大支持，其实是他对考古学所持的保守态度。因为自从1920年以来，对疑古派的反对意见其实并不来自所谓的“信古派”，这一派形同虚拟，并没有代表人物存在。当时有分量的反对意见都是来自考古学的，包括刘掞藜、胡堇人的反驳文章也都援引金文、甲骨文甚至日本学者的天文考古来说法。关于当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大

6、学考古学会的活动以及罗振玉、王国维的古器物研究等背景，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和后来所写《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文中都有专门的描述，这些因素才是真正的压力所在。而傅斯年的信中恰恰说到：“前见《晨报》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谓古史之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这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

7、。”[3]。特别值得留意的是，信中还专门评道了殷墟甲骨文的出土，对之抱以十分消极的态度。古史辨派在其兴起之际，是上承传统、又对接西方的，因此对它的最强烈赞同自来留学欧洲的傅斯年就不足怪了。而在顾颉刚一面，这个来自西方的意见无疑大大增强了他专守于古书辨伪一途的决心。傅斯年回国后，1926年12月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任文科学长和国文、历史两系主任，由傅斯年介绍，1927年，顾颉刚从厦门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然而不久，顾颉刚和傅斯年的关系即迅速恶化。傅、顾关系恶化的原因，学者的分析可举出如下几例：其一，马亮宽认为是出于二人性情的

8、差异，顾颉刚性情倔强，而傅斯年则有着相当强的使令之心，援引顾颉刚给胡适的信为据：“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作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不相同了：自信心太强，各人有各人的主张而又不肯放弃。”[4]其二，顾潮认为是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