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释.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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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释关键词:法律行为的解释/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型式化内容提要: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释是行政行为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形态，也是法律行为解释的一种类型。行政机关在特定情形下负有解释的义务。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释应当遵循合法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行政决定文书的字面含义、行政决定过程中相对人的交涉以及行政惯例和社会习惯，都可以用来解释具体行政行为。对具体行政行为解释的审查，应当坚持表示主义与意思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尊重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力，也要防止其滥用解释权力。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明确，这是行政法的一条原则。[1]但如果内容不明确，需要解释，就会引发一系

2、列的问题。例如，什么情况下应当进行解释？解释应当遵循什么原则？因解释而起的争议如何解决？迄今为止，这些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认识。法理学和部门法学讨论法律的解释、合同的解释以及遗嘱的解释，行政法教科书讨论具体行政行为的成立、补正、变更和撤销，但都没有提起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释。由于资料所限，外国法能够提供的借鉴似乎也非常有限。我只有从王名扬的《法国行政法》中读到介绍行政行为解释的片言只语，对其具体内容则不甚了了。[2]在中国大陆学者中，叶必丰教授也许是最早注意到行政行为解释现象的学者。[3]但是，他没有区分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释和更正，也不认为解释是一个行政行为。这些观点令人困惑

3、，似乎还有商榷余地。本文将通过一个具体案例阐说具体行政行为解释的现象，归纳具体行政行为解释的一般性质，并探讨具体行政行为解释应当遵循的规则。本文的写作，希望有助于完备具体行政行为形态的理论，丰富我们对法律行为解释类型的理解，并能够对我国行政法的相关实践提供指导，甚至对于未来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有所裨益。一具体行政行为解释问题的提出我最初是从一个具体案件中意识到具体行政行为解释的问题。这里也将通过对这个案件的分析，揭示具体行政行为解释现象的存在。我试图证明，这种现象不能被目前通行的行政法学概念所包容，是一类尚未“型式化”的行政行为[4]。原告张利民于1989年申请在原平

4、房地基上翻建两层楼房，同年启东市汇龙镇政府予以批准。建房许可载明建筑物“柱高6.2m”。1990年11月初，张利民着手施工。后邻陈国丰得悉后，以张欲超高建房、影响其通风采光为由，向有关部门反映。启东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启东市土地管理局等单位立即前往调查，并联合做出《张利民建房与邻居陈国丰发生纠纷一事现场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处理决定》认定：1989年市土管局批准张利民在原有两间平房基础上增建一层楼房，“二层楼房的柱高为6.20m”11；张利民原房后墙面（东北角）与陈国丰住房前墙面（东南角）间距为6.95m，西北角与陈国丰住房（西南角）间距为7.47m；与张利

5、民房屋连成一体的西侧其弟已建成的楼房，柱高为6.35m（外墙面底层有水泥粉刷面起算至檐宽的顶面）。根据以上调查情况，《处理决定》要求：“张利民所建楼房的柱高度（包括房屋的整体高度），即与西侧其弟已建成的楼房柱高度以及正脊高一致，不准超高。”张利民认为被告的《处理决定》限制了他的建房高度，遂向启东市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告的《处理决定》。张利民在诉讼中主张，建房柱高应从屋内地平面起计算。被告在诉讼中辩称：《处理决定》明确柱高从外墙墙基上表面量起，是根据城市规划和相邻通风采光要求的实际情况做出的，也是针对原告对柱高的曲解而做出；它与建房许可并无矛盾，是对建房申请报告的补充和

6、完善。因此，该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称，“原告认为建房柱高从屋内地平面起计算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称，汇龙镇政府批准张利民建房时“延用当地的习惯用词‘柱高’”，张利民对之产生了“误解”，所以也不支持。二审法院虽指出“柱高”一词系“当地的习惯用词”，但没有阐述“柱高”涵义的依据。张利民仍然不服，多方申诉。1993年，江苏省高级法院在调卷审查后，通知张利明：《处理决定》“进一步明确你户建房的最终高度，不仅解决你户与后邻的纠纷，也是为了执行启东市城市规划的统一要求”，一、二审判决并无不当，其申诉不予采纳。张利民继续申诉。本案争议标的不大，诉

7、讼却了犹未了，症结在于对《处理决定》的合法性缺乏令人信服的阐述。而《处理决定》的性质应当如何理解，恐怕是当局者必须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处理决定》一方面重申建房许可中“柱高6.2m”的内容，另一方面又规定张利民建房必须与西侧其弟的房屋高度一致；然而，它没有说明后者是对建房许可的变更或者补充，也没有宣布撤销或者维持建房许可。几级法院在审查时，对此也没有给予足够充分的说明。那么，《处理决定》的性质是什么呢？我们能否用目前通行的概念为它命名呢？在我看来是有困难的。首先，《处理决定》是对张利民建房有关的权利义务的第二次处理，有别于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