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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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分析文/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只有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实现。这是由乡村振兴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的。但必须看到由于长期受重城市轻乡村思维定势的影响，乡村振兴受阻于诸多制度性因素，特别需要破除一系列阻碍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障碍。我们梳理影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不仅有利于理解乡村

2、衰败的原因，也有助于探索农业和乡村现代化的路径，制定出促进乡村振兴的合理措施。城乡人才流动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乡村金融制度、耕地及宅基地制度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乡村的振兴。笔者选择以下几个方面做些论述，旨在引导人们思考影响乡村振兴的制度层面原因，为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提供一些依据。扭转单向城镇化趋势，建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中央强调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城市中心发展思路，城乡融合的核心是城市和乡村文化共存共荣，城市和乡村发展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是在保持城乡各自特色基础上的功能互补。这就要求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解决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城乡“两张皮”问题。其中最为迫切的

3、是要建立各类发展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交换和流动的机制。以劳动力要素流动为例，计划体制下限制农民进城，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城乡之间形成了一道人们难以逾越的鸿沟，制约了乡村的发展，是当时乡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后，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确立，使农民获得了一些自由选择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特别是乡村劳动力的流动就业，为农民创造了更大范围的就业空间。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体制并没有被打破。几十年来，对农民的就业限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尽管很多农民已经进城就业几十年，依然被贴上“农民工”身份标签，导致了农民工“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村”的尴尬境地。这种人为割裂城乡之间的关系

4、，使农民长期不能平等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也限制了乡村发展的空间。城乡关系上的另一极端倾向是单方向地促进城镇化。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各种力量集中指向让农民放弃耕地、宅基地，进城购房，以此作为城镇化的标志。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城镇化政策导向，导致了乡村人才、资金、资源与信息向城市的单向度集中，像一个无形的“抽水机”，把乡村的各类优质资源源源不断地抽送到城市，直接导致的是乡村价值失位。遵循西方的城市化逻辑，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城乡对立关系就是要通过“非农化”来破解，把农村的人才、劳动力、资源、资金吸纳到城市，把一个个乡村通过土地商业化、居住楼宇化，变成城市化的小区和集镇。在这种发

5、展思路的引领下，我国农村文化被漠视，传统乡村文化消失，农村独有的社会结构被消解。诚然，城镇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不能简单的以城镇化为理由消灭乡村社会。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造就了乡村文明成为中华农业文明的主体。乡村蕴含着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基因和密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如果我们简单套用单向城镇化模式对待农村，就会促进其衰败，瓦解其应该具有的社会功能。单方向城镇化的另一个表现是限制城市人才下乡和返乡，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乡村由贫困村变为富裕村，从衰败走向繁荣，就是由乡贤返乡所带动的，在浙江义乌笔者调研过一个叫何斯路的村庄，就是在一个

6、能人的带动下把一个贫困村变成了富裕村。类似案例并不乏见，这个能人或是从乡村走出去的企业家，或是官员，或是知识分子，他们利用各自在外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管理经验，以及所积累的资本，凭着一腔乡土热情和情怀，返乡创业、兴业，重塑乡村共同体，带领父老乡亲致富，被称为新乡贤。乡绅制度植根于乡土社会，告老还乡是中国乡村传统，乡绅作为体现儒家道德规范、实施知识教化的有威望群体，通过维护伦理、劝课农桑、纠纷调解、扶贫济困、协调村落公共事务等，保障乡村有秩序运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乡贤是指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在目前乡村价值规范体系坍塌的情况下

7、，新乡贤的核心作用在于凝聚乡邻，以道义整合利益，发展出在新时代下适应乡村发展的共享价值规范体系。因此，重塑城乡关系不是切断人们返乡的路，而是给包括市民在内的新乡贤下乡、返乡创造条件，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只有完善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才能促进城乡发展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配置。只有让有条件进城的农民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才能为留在乡村的农民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下乡的人才创造机会，为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