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还有改的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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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亚夫：历史教科书还有改的必要吗此次课程改革给历史教育带来了不小的影响。言及具体的成果，莫过于二：《课程标准》较《教学大纲》在“理念”上有所进步，其“内容标准”更加明确；教科书在编撰体例、学习内容和指导等方面，主观上更注重学生的学习需要。尽管如此，依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历史教科书还是有较大的向前突破的可能。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其一，以教科书“多本化”转向“多样化”为中心的教科书编写与审查制度；其二，以完善《课程标准》为中心的教科书内容现代化；其三，以课程资源和现代化教学手段为中心的教材开发。 一 历史课程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且需要有效的系统控制。历史教科书是历史课程改革大

2、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当然也需要有效的控制。从程序上讲，研究、编写、审查、实验、推广理应符合科学规范和民主程序。从学理上看，历史教科书进入学校教育的整个实施过程，不仅是一个操作性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早在1991年，藏嵘先生就主张建立一门“历史教材学”，但至今我们仍没有见到堪称“系统研究”的理论著作出现。教科书研究或教材研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对教科书功能和编写技术的认知方面，尽管在这以后，历史教学界出了一批上乘的作品，比如，李纯武先生的《十谈世界历史教材的编写》；王宏志先生的《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在不断改革中前进》；朱煜主编的《历史教材学概论》等，但这些作品并不能根本改变局面。历史教科书或历史教

3、材研究若提升到“有体系的学问”，我们呼吁历史学家重视是极为必要的，但他们又无须承担这个任务。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学家也是如此，因为历史学科的专业性不是他们可以消受的。因此，历史教育研究者应责无旁贷地要挑起这副担子。至于应该研究哪些问题，前辈学者们涉猎的领域有：历史教育史，如苏寿桐先生的《中国古代历史教育初探》、《我国封建时代历史教育和教材》、《中学历史教科书三十年》等，近代部分藏嵘、马执斌、富兵、陈辉、何成刚都有作品；教科书的技术与内容处理，包括体例、体裁和原则，在这些方面人民教育出版社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教科书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这方面的成果最丰富，然而高水平的成果凤毛麟角；历史教科书比较，还

4、在很初级的阶段。然而，对教科书质量和使用效果产生直接影响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该如何编制，以及相关的指导理论与实施等课题，我们则触及甚少。而像教科书审查制度、实验与推广程序的科学化等保证教科书效益的管理方面的课题，我们则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官方政策，因此大家认为没有研究的必要（其实很重要）。也就是说，以往有关历史教科书（教材）的研究领域比较狭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怎样编教科书和怎样教教科书两个方面。我们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历史教科书研究，特别是对一些直接关系“历史教材学”是否能够成立的关键性课题，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或还缺乏理性的研究态度。比如，历史意识或历史认识是什么？其内在结构

5、怎样？不同学段学生是如何形成历史意识或历史认识的？再比如，不同的历史叙述方式其功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不同学段学生学习历史的基本倾向是什么？还有，像我们已有过的研究现在仍很重视的体例和体裁问题，为什么在中小学阶段有其特殊性，对各种适宜的体例和体裁如何做实证性的研究？总之，借此次课程改革的东风，特别是广大教师通过新教育理念的洗礼之后，教科书研究理应放到课程体系中去思考，理应借助欲求的课程理念更新与深化其研究系统，以使其能够达到有效控制历史教学朝着新课程的目标稳健进步的目的。据此，我们也理应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将“一纲多本”的局面再向前推进一步。较过去的“一纲多本”，如今的“一标多本”无疑要好

6、一些。最初的“人教版”、“北师大版”和“华师大版”教科书各具特色，体现了历史课程改革（部分）的基本精神。有关这方面的分析文章，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都写了不少，应该是很充分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一种期望，即基于上述对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状况的基本认识，就其健康发展的环境提出如下问题：其一，教科书要实现从“多本化”到“多样化”，今天只是刚刚起步。20世纪90年代以后形成的各路历史教科书，除上海和浙江的综合课教科书外，其他分科的历史教科书在“形制”上并无大的区别，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当之无愧是最成熟、最优质的。其原因除赵恒烈先生所说的人力资源、学术功力等专业性支撑外，其实还有一个制度原因。统制性的

7、制度使其他版本的教科书，很难形成有利的创新环境。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有学者提出应大胆的进行教科书创新：可以采用通史体例，也可以采用主题体例；初中可以是通史体例，高中可以是专题体例；体裁也可以放开，尝试更容易被学生接受的多样的体裁，等。但是，若审查有麻烦谁还敢试！结果“人教版”每前进一步都是大家的榜样，不越“人教版”的雷池已经是个教条。制约历史教科书“多样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的教育制度执行彻底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