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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品文档★古代法制创新指导思想的认知对于治外法权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危害,曾做过湖南按察使,后又出任过清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的薛福成作过分析:独中国初定约时,洋人以中西律法迥殊,始议华人治以华法,归华官管理;洋人治以洋法,归洋官管理。然而,在当时中国国贫力弱的情况下,在许多人看来,收回治外法权的途径则也只能是尽快改革法律,甚至可以中外律例“同一”,以消除外国继续在华行使其治外法权的借口。如王韬就主张通过将中国律例“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达到“他日西人犯事可以归我办理,彼自无所援无口实矣”的目的﹝34﹞。郑观应
2、也主张“通商交涉之件,则宜全依西例”﹝35﹞。当时曾任教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德国法学博士赫善心,在1910年评论中国当时所修新刑律时说,“凡订刑律,须从自己国民之道德上小心构造,万不可注意于他事,如外国人之治外法权等事,万不可引以为权衡”﹝36﹞。虽然这是在批评当时清廷所修“新刑律”的过于“西化”,但其言语中也很显明地反映出一个事实,即晚清修律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中外通行”以撤废治外法权。19世纪末,民教纠纷愈演愈烈,民族矛盾日渐加深,中国传统律例的弊端亦更加显现,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以及“联军入京,两
3、宫西狩。忧时之士,咸谓非取法欧、美,不足以图强”的现实﹝37﹞,逼使清廷不得不痛下决心,宣布实施“新政”2016全新精品资料-全新公文范文-全程指导写作–独家原创6/6★精品文档★,决定革新“法令”。 至此,清末修律在“务期中外通行”的宗旨下全面展开。1902年9月,中英《通商行船条约》签订,在中方的一再坚持下,英国最终同意在条约中写进由张之洞初拟的“法权条款”:“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
4、”﹝43﹞在条约中,英国有条件地放弃其治外法权的承诺,特别是随后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作出类似承诺,更强化了中国修律的信心,正如沈家本所指出:“方今改定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臣等奉命考订法律,恭绎谕旨,原以墨守旧章,授外人以口实,不如酌加甄采,可默收长驾远驭之效。”﹝44﹞此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修订法律馆先后完成了《钦定大清商律》、《法院编制法》、《大清现行刑律》、《大清监狱律草案》、《大清新刑律》、《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律草
5、案》等多部法典的修订,法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虽然这些法典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并因辛亥革命爆发,大多未能实施,但它们毕竟使中国封建法律向近代化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上可见,清末在引进“西法”2016全新精品资料-全新公文范文-全程指导写作–独家原创6/6★精品文档★,变革我国传统法制的过程中,无论是改良派人士,还是修律大臣沈家本或是张之洞、袁世凯等封疆大臣,他们在陈述其法律改革的着述和奏折中都毫无例外地始终坚持“以收回治外法权为宗旨”﹝45﹞。这正如《清鉴》所说,“通商以来,各国以中外法律不同为口实,要求领事裁判权,由是
6、我国之治外法权遂为列强所剥落。至是欲废止各国领事裁判权,挽回利权,故命改订刑律”﹝46﹞。因此,笔者认为,此次清政府修律不仅不是为了“满足西方列强的政治需要”,而是一次“为争国权”的主动作为。既然当时只能是通过消除“中西律法迥殊”的借口来收回治外法权,那么,“中外通行”的修律思想也就不难理解了。三在清末修律中,从修律的过程和最后所编订的成文法典来看,的确是大量借用了西法尤其是日本法。但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借用除了当时人们对西方法律先进性的认定,以及要消除外国列强在华行使其治外法权的“中西律法迥殊”借口之外,也有其重要的现
7、实原因:其一是要尽快收回治外法权,在时间上可以“事半功倍”。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民撤废治外法权运动892013年第3期历史论衡LISHILUNHENG更加高涨,尤其是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签订后,英、美、日、葡等国也先后同意在中国修订和完善法律后放弃治外法权。由于中国人民包括当时的清政府都希望尽快收回法权,故而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修律大臣们不可能在每一部法典的制订上耗费过多的时间。当时,从事外交工作多年并参与法律修订的伍廷芳等人认为,“2016全新精品资料-全新公文范文-全程指导写作–独家原创6/6★
8、精品文档★查日本改律之始,屡遣人分赴法、英、德诸邦,采取西欧法界精理,输入东瀛,然后荟萃众长,编成全典。凡诉讼之法,裁判之方,与夫监狱之规则形制,莫不灿然大备,用能使外国旅居之人,咸愿受其约束,而法权得以独伸”。“借助他山,事半功倍,庶内外交资,于刑政不无裨益”﹝47﹞。这就必然地要借用“西法”。其二是日本与中国有着较为相同的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