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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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读书报告[作者:杨魏欣转贴自:本站原创点击数:1025更新时间:2009/2/18文章录入:admin]《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读书报告近年来,西方几位“中国学”学者打出“东方中心主义”的旗帜,提出西方率先现代化偶然论,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主要代表人物是弗兰克和彭慕兰。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提出,英国及欧洲的工业化几乎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18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与西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是煤的广泛使用和每周新大陆殖民这两项“根本性”的突破,才使西欧胜出,另外,琼斯在《欧洲的奇迹》中的观点与彭慕兰的观点异曲同工,都脱离了人类社会本身追寻中西社会发展和不发展

2、的原因,琼斯的观点带有地理决定论和欧洲优越感。作者更倾向于从人类社会内部原因寻求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据,本书指出,彭慕兰把煤矿认作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条件,问题是中国并不存在这种条件。作者列出了数据和事实证明了彭慕兰此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并不缺乏煤矿,而且有长期采矿的历史。作者认为中国的落伍,与西方很早就着实存在的差异,即结构性差异有关,它决定了中西以后各自的发展方向。西欧与中国的传统因素不同—主要是法律政治层面上的传统因素不同,当近代文明来临时,一个似乎水到渠成;一个则百转千回仍不得要领。中西比较的关键主要是探究前工业社会里的结构性差异。书中就上述差异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阐述了决定西欧社会发展方向

3、的结构性要素是法律保障机制。作者从大量史实中发现,西欧生产者尽管经济发展起点很低,物质生活比较艰苦,但是他们很早就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因此能坚守一种个体权利的底线,比如迫使土地领主不能随意提高地租或增加劳役,地租和劳役量都要在法庭上受到严格的限定;惩罚农奴必须经过法庭由庄园共同体裁决等等。这并不是说农奴不受奴役和压迫,而是说农奴已经根据一种法律体系获得了某种权利,从而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这使得农民,甚至农民,甚至农奴能有较为普通和持续的财富积累。相比之下,中国在主体权利缺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政治制度,成为了压抑个性阻碍个体发展的负作用,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的薄弱点。直到鸦片战争之前

4、,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也没有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综上所述,结合具体内容,可以概括说,本书是从农民个体角度出发,探讨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变化对英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英国农村现代化的起源,并与中国同时期的农民社会做了比较研究,另外还特别提出了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应该注意的问题。阅读本书,我们能获得很多的启示和思考。第一:本书作者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概念,例如前原始积累、主体权利、经济活动的法律保障机制等,这些概念都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和创新性,通过作者对一些重要概念和史实的具体分析,启示我们要透过经济因素这一表象,看到深层次的原因,即结构性差异。第二:从一定意义上说,西

5、欧的发展,得益于其相对健全的法律,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健全社会法制势在必行,如何在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中,在法治社会进程中,更好的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去其糟粕,这是我们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我国现今的发展,我们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确立和切实保障各阶层尤其是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群体的权益。第三,合理的社会流动可以形成一种新陈代谢的社会机制,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西欧的现代化得以顺利发展,同样得益于其较强的社会流动性,封建社会的西欧,社会流动性较强,“骑士、乡绅和绅士都不是贵族”,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合法经营,勤劳智慧,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

6、处境;反观中国传统社会,重农轻商、等级森严,社会流动受到严重的阻碍,长期处于僵化状态,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在僵化的体制下,除了维持低层次的生活保障,很难有其他方式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只能通过有限的渠道(科举考试等)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缺乏对商业的法律政治保障,不可能有商业交往和繁荣,封建主同样难以具有进取心,只能固守旧土,做封建皇权的奴仆。社会流动是社会转型的标志和机制,我们必须用民主和法制,为当今中国社会的社会转型建立一个良好完善的社会流动机制,提升弱势群体尤其是数亿农民群体的权利,促进社会的稳定运行和良性发展。西方的崛起:肯尼斯•彭慕兰的大分流研究论西方的崛起:肯尼斯·彭慕兰的

7、大分流研究[加拿大]里卡多·杜谢斯利王生才编译《经济史》2007年第5期摘要:为什么在世界文明大国中,只有欧洲在19世纪取得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肯尼斯·彭慕兰的《大分流》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认为,至迟到1800年,中国的生活水准和生产水平与欧洲大致相当。英格兰之所以首先工业化是因为充足的煤炭和新大陆大量土地集约型资源的供应。本文认为彭慕兰的观点缺乏经验可信性。与潜在的和实际的欧洲内部贸易相比,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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