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党争时期杨万里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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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冲突，双方在斗争过程中阵线渐分，最后成为争夺朝政权力道学党与反道学党。两党相争从孝宗淳熙年间始至宁宗嘉泰二年，历时三朝，形成南宋中期最为重要的政治环境，由于党争的高潮与结局在于庆元三年的党禁事件，为方便论述，本文将之概括为庆元党争。险恶的党争政治极大影响了朝野士大夫的政治心态，杨万里虽未列入党籍，也未遭到反道学党人的诬蔑迫害，但党争政治却像一团永不消散的阴霾，成为他在党争中心态变化的最主要因子。　　一经世与忧世　　杨万里(公元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人，出身寒贫，其父杨带乡间儒士，家中藏书甚丰,精熟儒家典籍，常以圣贤之道勉励万里，杨万里因此

3、对儒学有深厚感情并逐渐形成“达济独善”的儒学人格。绍兴二十八年，杨万里出任零陵，结识张浚和胡铨，张浚以正心诚意勉励之并以“诚”名其斋,还请胡铨作《诚斋记》记之，万里深为感动，自号为“诚斋”以铭记终生。　　前辈的勉励与期望，激起了杨万里的“经世”热情。隆兴元年二月，因张浚举荐，杨万里除临安府教授。在张浚去逝后，杨万里精心写成《千虑策》上呈宰执陈俊卿，以期得到朝廷重用。《千虑策》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强兵方略，诗行慷慨凛然,大丈夫经世气概，正是当时杨万里用世心态的写照。　　然而南宋朝廷苟且偷安，朝政被一帮官僚近习所掌握，崇向”安静无为”，激进的道学

4、党人进入朝廷威胁到了官僚近习既得利益，所以对道学党的排挤打击不断升级。而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党人也以“小人”之论反击。而孝宗兼用战和两派势力，政治态度摇摆不定，这给朋党政治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杨万里在家学师传上“与道学有分”。他“正心诚意”的内圣之学和“得君行道”的王道追求也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他抨击反道学的官僚势力，尤其在鞭挞近习势力过程中立场坚定。乾道七年三月，孝宗欲重用近习张说为枢密院事，朝中张拭因反对而外贬，杨万里愤然上书为张大鸣不平，虽张拭终未能留，然其“风操甚厉”之举却深为同道所钦佩。　　由于孝宗固执宠用近习，朝中正直人士陈俊卿、黄中、汪应辰、陈良佑、张拭

5、、周必大、赵汝愚等纷纷离朝外任，杨万里也出守漳州。朝政被官僚近习这些佞幸之辈弄得错乱不堪，杨万里有诗喑讽：“东风未得颠如许，定被春光引得颠。晚雨何妨略弹压，不应犹自借渠权。”［1］浑浑噩噩的官场生活令精忠报国的杨万里感到厌倦：“醉里还多感,醒来却更愁。醉醒都不是,愁感几时休?”醒醉皆愁，正是杨万里深感生不逢时，壮志难伸的苦闷之态。　　委靡病态的政治环境使杨万里不时萌发归田赋闲之念。“道途奔走不曾安，却羡山家住得闲。记取还山安住日，更忘奔走道途间”乡村赋闲，无需官场折腰，是杨万里所向往的境界，然生活的穷困又迫使他出仕。归田与出仕的矛盾常令他苦闷不堪。淳熙二年，万里改

6、知常州，请辞作祠官，罢官不罢禄，万里在诗中道出其中的苦衷：　　亦岂真辞禄，谁令自不才？更须三釜恋，未放两眉开。　　道我今贫却，何朝不饭来？商量若为可，杜宇一声催。　　二卫道与忧道　　南宋王朝危机四伏的严峻现实使许多有识之士警醒，“革除弊政”的呼声日益高涨，一股求新求变的学术政治思潮很快就酝变为一种新的政治势力，以朱熹为首道学党正是这一政治势力的策动者与主导者。　　淳熙八年，朝中道学人士史浩以侍进身份向朝廷荐薛叔似、陆九渊、叶适、袁燮等道学人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时选也。”在地方上，道学党开始对反道学势力开战，淳熙九年七月，朱熹为浙江茶盐公事赴浙东赈荒，当他救

7、荒至台州，查得王淮姻亲、台州知州唐仲友贪赃枉法，上疏弹赅之，王淮依相权之便暗中党助唐仲友，而王淮正是反道学的官僚集团的首脑人物。朱熹随即将攻击矛头对准王淮，连续六次上疏弹劾。　　在道学党猛烈抨击守旧官僚与近习小人的过程中，杨万里自觉参与其中。淳熙十二年五月除杨万里吏部郎中，成为朝政权力的高层成员。“达则兼济天下”，身居要津的杨万里随即上《淳熙荐士录》荐举同道朱熹等人。同时也劝谏孝宗远离近习小人，“勿以女谒近习之害政为细故，而监汉、唐季世致乱之由；勿以仇雠之包藏为无他，而惩宣、政晚年受祸之酷。”［2］　　道学势力的壮大引起了反道学党的极大震惊。为阻止他们向朝廷扩张，

8、反道学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