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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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历史沉思：兴亡百姓苦怪圈　　每个人都生活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个学者都跋涉于人类思想的山川间。人类的历史知识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也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的头脑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所不可或缺的。“历史的确证实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除非一个人摈弃细枝末节，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否则，在科学中就不会有任何伟大的发现。”[1]（P23）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著名的《历史研究》中，考察了人类文明的起源、文明的成长、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体。在他先计算出21种文明、后又重新统计出的31种人类文明的比较研究中，中国文明被他列为独立的不从属于其他文明的5种文明中的一

2、种。[1]（P52）　　在对人类事务的研究中，汤因比延续了波里比乌斯的观念，认为“在一个时间和空间均已统一的世界上，对人类事务的研究若想取得成效的话，就必须从广阔的视界入手。”[1](P23)著名的全球通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2](P66)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解释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的诸因素中，提到了有助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庞大人口和农业生活方式，他对“头戴草帽，在麦田或水稻田里辛勤劳动”的典型中国农民形象印象深刻，他认为中国农民“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用自己宽厚的背脊，担负着供养

3、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2](P68)毋庸置疑，农民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　　农民的命运与国家的治理息息相关。换言之，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强盛，与农民的生存状况密不可分。历史上，农民在“太平”与“乱世”之间，选择“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他们近乎宗教般虔诚地渴望“太平盛世”。中国农民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国富民强”四字高度浓缩了中国人心目中“国”与“民”密不可分的关系。　　“国家”这一概念在中国，至少蕴涵了三种含义：一是“国”与“家”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即所谓“家国不分”，“国”离不开“家”，“家”也离不

4、开“国”。[3](P20-27)这正如卡尔·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4](P252)二是“国”在“家”前，即所谓“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太平，农民才能安居乐业。换言之，只有把“国”治理好了，“民”才能安享太平。三是“国”的职责在保卫“家”，“国”的后面有“家”作基础、作后盾、作支撑；“家”的前面有“国”作堡垒、作前锋、作护卫。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实质上就是“国”与“家”或者说是“国”与“民”关系的历史。中国古代学者荀子对君民关系的见解影响深远：“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5]

5、他强调君民关系为“舟”与“水”的关系：“《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6]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深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理，从而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7]民本思想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最具价值的部分。　　但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治一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没法打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怪圈没法跳出；孔子叹息过的“猛于虎”的“苛政”没有法根治；“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这种官逼民反式的中

6、国传统政治困境没法终止。于是，在世界历史上不多见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却频频发生。自从陈胜、吴广于公元前209年举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大旗后，几千年来各种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充斥着几乎每个朝代，成为中国改朝换代的重要权力转移机制。尤令人深思的是，不管农民起义成功与否，农民的悲惨命运似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遇乱世，“白骨露于里，千里无鸡鸣。”处盛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纵览二十五史，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充斥字里行间，无不令读史之人痛心扼腕；放眼大好河山，中国农民的血泪生活随处可觅，直叫多少仁人志士作“哀民生之多艰”之叹。[8]国家如何

7、跳出“治乱循环周期率”，农民如何走出“兴亡百姓苦怪圈”，这是我对中国历史的一个长久的沉思。　　二、现实困惑：农民真苦？　　现实的种种困惑又常常迫使我静下心来不断地思索农民问题的症结所在与解决之道。马克思说：“我们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9](P87)　　在传统中国，农民被各种压制性力量所束缚。毛泽东就认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0](P31)传统中国皇权主义政治实践，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判断：“专制制度的唯一

8、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4](P411)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