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货币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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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货币体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与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并列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之一，也是最为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自1945年成立以来，IMF的具体职能和工作重心虽然时有调整，但其核心使命始终维持不变，即致力于确保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进而确保全球经济的稳定。在其60余年的历史中，IMF已经朝着这一目标作出了诸多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象征。然而，晚近以来，由于在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等方面的内在局限，IMF并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而与时俱进地发展，反而问题重重。面对上世纪末不期而至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世纪初卷土

2、重来的拉美金融危机，IMF在预防、应对和善后方面的举措均不尽人意。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更是使得作为IMF政策基础的金融自由化理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动摇。无论是从应对金融危机、确保金融稳定的角度，还是从维持IMF的权威性和生命力的角度，对IMF进行深入改革都是势在必行。下文将从四个方面讨论IMF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就可能的改革方向提出建议。　　一、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　　近30年来，金融自由化一直是IMF所追求的目标；开放金融市场、放松政府管制、让“无形之手”实现金融资源的最佳配置，是IMF向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成员国反复提出的忠告。IMF的这一政策倾向

3、性来自在应对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在IMF、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之间形成了共识，并因三者均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1]而被称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简言之，华盛顿共识是专为应对拉美金融危机而设计的、被认为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良方的一系列政策的通称，财政节俭、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是其三大支柱，主要内容包括缩小政府规模、削减财政支出、放松监管、迅速实施自由化和私有化等。尽管这些政策对于当时的拉美国家走出危机、恢复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有两点必须注意：其一，这些政策是为应对危机而设计的急救方案，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长期政策

4、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未获得确认。本世纪初，拉美金融危机卷土重来，而且发生在被IMF视为遵循“华盛顿共识”之楷模的阿根廷身上，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二，这些政策在本质上是为拉美国家量身定做的，其对于其他国家的适用性也未获得确认。以华盛顿共识为依托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惨败，即为明证。　　然而，IMF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华盛顿共识的上述局限，而是将其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one-size-fits-all）的普适经验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在获得IMF贷款的同时都被要求按照IMF所提出的方案进行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而这些方案无一例

5、外地都深深烙上了华盛顿共识的印记。[2]事实证明，这些方案的效果并不理想：严格遵照IMF处方行事的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深陷经济低迷，反倒是灵活执行IMF方案的韩国和马来西亚，更快的恢复了经济。[3]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市场化也好，自由化也罢，都不过是手段，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环境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等，才是目的所在。不分皂白地普遍推行华盛顿共识，无疑是错将手段当成了目的本身，为了自由化而自由化。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共识已经不再是一套政策，而是成为了一种信仰，一种意识形态。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这一理论产生于英美，过去30年间在发达国家迅速发展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强势话语”，影响力

6、覆盖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4]新自由主义者笃信市场的力量，奉行“向下滴流”经济学（trickle-downeconomics），相信富人/富国的利益增长最终会通过市场自身作用惠及穷人/穷国，因而关注交换正义而非分配正义，对通过非市场手段影响或干预利益分配过程不以为然。尽管这种“市场导向分配模式”理论上可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增加社会总福利，但在实践中却面临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实践中市场并不总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其次，效率并不是唯一价值目标，公平同样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诸如减少贫困、增加就业、保护环境和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都是需要关注的事

7、项。这些都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引下的单纯市场模式所无法完成的。　　事实上，作为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在国内逐步放弃新自由主义，转而强化政府职能。与此同时，美国却在国际社会继续大力鼓吹华盛顿共识，包括利用其在IMF中无人能及的影响力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放，其醉翁之意，很大程度上在于维持和强化美国的竞争优势，为美国产业利益和金融利益的全球布局扫除障碍。　　笔者注意到，I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