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建筑书店中国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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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建筑书店中国分店关于冯·戈尔坎教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您最初当建筑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您是怎样接触到建筑的?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十年通过了我的学校毕业考试。我父亲在东部前线阵亡，我母亲在纳粹分子投降不久故去。作为一个孤儿，我曾被许多家庭照顾，也上过十二所不同的学校。最长一段时期是在汉堡的鲁道夫-斯坦纳学校，但我没有通过那里的学校毕业考试。一年后，我成功地获得了上夜大的资格。我没有任何成形的专业思想,仅仅有一些偏爱与技能。这些偏爱与技能表现在自然科学、数学和物理方面，也表现在艺术和绘画方

2、面。最初，我学了两年物理,然后学了一学期法律,但是这些都没有吸引我。在对建筑职业毫无清楚的概念的情况下,我决定在伯林开始读建筑大学。起初，我对建筑的接触是很肤浅的。我们当时都不得不把精力专注于基本科目。建筑设计是绝对不可及的事。在学业中期，我改换了大学，进入了不伦瑞克的工业大学，后来，大约十年后，我在那里被任命为教授。我的建筑师生涯始于我完成学业的一年之前。作为业务量不高的自由建筑师，我和佛尔克文·马尔格成功地搞了一些竞赛设计。在拿到学位之后不久，我就和佛尔克文·马尔格以及克劳斯·尼克尔一起联合努力

3、，争取在公众的建筑方案竞赛中碰碰运气。在我们工作的第一年期间，虽然我们几乎没有收入,但是赢得了十项一等奖，其中有些还属于国际性的竞争。那时最大的工程就是伯林-特格尔机场。赢得比赛后不久我们就获准签约设计该建筑，尽管当时我们还从未建过一个花园。几年后，我们的规模发展到了100名职员。我们为伯林机场开设了一个分场，并与我们的同事们一起在德国、欧洲乃至世界各地连续取得了一系列设计方面的胜利。对第2个问题的回答∶有没有哪些建筑师或建筑物影响过您或给您留下了持久的印象?许多建筑物和许多建筑师都曾深刻地影响过我

4、。具体而言，我只能以有限的方式说明它（他）们是如何影响我的工作与我自己的。这其中，肯定包括路易·卡恩的古建筑学，埃罗·萨里南的象征主义，约尔恩·乌绰尔恩的超凡的要素，奥斯卡·尼迈耶的庄严的建筑表达方式，等等。最持久的影响力肯定来自结构与形式的表达方式的共生与协作，比如，在皮耶尔·路易吉·内尔威的作品中所见到的那样。对第3个问题的回答∶在您的设计中有没有一种个人的风格或个人的“标签”?在许多材料中您偏爱一种吗?假如风格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形式美学礼仪，被理解为雷同的形式元素的反复使用,30/30而且

5、，一种标志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象征符号的公开价值，那么，我们就不会有任何风格或者标志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建筑学的立场,那是可以被称为建筑哲学的东西。我们的设计遵循这样的哲学:简洁我们的目标是把东西设计得尽可能的简单,从而让它们有内容与耐久性。形式的朴实与材料的统一正是基于这种设想的,因为我们相信明显性是一条不可违抗的命令。我们希望设计一种简朴、自然与清醒的建筑，希望为各种人类生存环境创造出空间与围场，让它们尽可能地耐久、尽可能少地需要维修与保养。我们试图通过不断地置疑我们自己的作品、通过

6、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态度从而让我们保持对传统的建筑现象有一段距离，来避免那些纯粹来自艺术上的异想天开的、与大自然没有理智的关系的表现主义的形式与结构。根据我们的看法，简化的基础是合理与常识，因此，那些因目标和场所不当而造成的所谓“风格上的失败”必须被综合地看待。统一性与多样性都市化需要一个整体的小心的平衡统一和单个元素的平衡的多样性。过度的统一意味着一致性和令人乏味的单调。过度的多样性导致混乱。大多数欧洲城市——比如巴塞罗那、都灵、里昂以及大都市巴黎、伦敦和马德里——都表现出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微妙协调，

7、而这就要求每位建筑师既要有一致意见又要有自我约束。每个建筑,无论它多大，——或者有国会中心那么大，或者有火车站那么大，或者有大型办公楼那么大,都是一个都市单位的整体结构中的马赛克作品。如果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城市降格为一个原始的战场——一个受商业利益的市场尖叫声或“杂耍卖艺人”般的个人利益所控制的粗俗的地方，那么，就需要有一定量的重叠式的统一性，同时，在材料运用方面，还要有一个和谐的序列。因此，最好要有一个预先规定的调和度，而不能采取那种放纵不羁的专制个性主义。这样一种理念要求设计建筑师必须是谦逊适度的

8、，必须避免弄出一些建筑学的杂技零碎,无论那是出于假设性的信仰或者仅仅出于平民论的裸露癖。由于新闻界总是必须要宣布点新东西，所以，这种放弃生产建筑上的“爆竹”的做法常常很容易被诽谤为无能的表现，或者是心甘情愿去简单地适应环境的表现。然而对我们而言,建筑仍然是一门有关社会实用的艺术,是服务于人类的环境的，而非主要作为一个供新闻界和摄影师们猎奇的场地而起作用。这种传统主义并不是一个风格的问题,而是一个类比性的问题，即关于我们的环境的意义与它的设计之间的类比性的问题。因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