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绪论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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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案清代文学绪论教学目的：使学生认识清代文学的总体特征及形成原因教学重点：清代的文学滞化现象教学难点：清代的文化专制文化专制下的学术和文学　　清王朝统治者由于很早便利用了明王朝的降臣降将，朝廷的设立悉依明制，也懂得要利用汉族的儒家思想控制社会思想文化，定都伊始便摆出了尊孔崇儒的面孔，“修明北监为太学”，规定学习《四书》、《五经》、《性理》诸书，科举考试用八股文，取《四书》、《五经》命题。康熙皇帝是历代少有的博学而重视文教的帝王，读书甚多，特别崇尚朱熹，曾说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

2、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言》)。他还任用了一批信奉宋代程朱理学的官员，如魏介裔、熊赐履、汤斌等所谓“理学名臣”，编纂理学图书，升朱熹为孔庙大成殿配享十哲之次，成为第十一哲。宋代理学遂成为清代的官方哲学。　　　清王朝控制社会文化思想的方式之一是编书。康熙在三藩之乱即将平定之时，便着手实行“偃武修文”的措施，诏开博学鸿词科，意欲将全国的学者名流吸收到朝廷之中，虽有一些人拒征，还是录取了数十人，开始编修《明史》，并先后编出了《康熙字典》、《渊鉴类函》、《佩

3、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乾隆年间编成的《四库全书》收经史子集典籍三千四百馀种，近十万卷，为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之一大总汇。主持编纂的纪昀等人作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已收入的三千四百馀种和未收入而存目的六千七百馀种书籍，作了简要的介绍评论。从保存古代文化典籍的角度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功德。但是，清王朝在以行政手段搜集全国图书的同时，也作了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检查，并且明令各地查缴“违碍”的书籍，然后销毁。最初还只是查禁“有诋触本朝之语”的明季野史，后来更扩大查禁范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的著作中“议论偏谬”者，明末将

4、相朝臣的著作，明末清初文人如黄道周、张煌言、吕留良、钱谦益、屈大均等人的著作，都在查禁之列。据统计，乾隆时被禁毁的书籍有“将近三千馀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就此而言，这又是一次文化专制造成的图书厄运。　　清王朝控制社会思想的更严厉的手段是大兴文字狱，案件之繁多，株连之广，惩治之残酷，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清初的军事征服阶段，清王朝尚无暇顾及文化学术。康熙一朝文字狱尚少，著名的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都是对抗拒思想的镇压，因为其中记载、议论明末史事，表现出眷

5、恋明王朝的思想情绪。雍正朝文字狱渐多，著名的曾静、张熙案追究至已逝世的吕留良的著作，还是在于消除人们的反清意识。乾隆朝文字狱最为频繁。朝廷苛责地方官吏，官吏深恐一并参处，举报之风大增，于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故入人罪的情况，便屡屡发生，几乎每年都有以文字致罪的。吟诗作文，乃至属联拟题，都有可能被随意引申曲解，遭致杀身灭族之祸，文人普遍怀有忧谗畏讥、惴惴不安的心情，形成了畏惧、郁闷的心态和看风使舵的处世态度。当时就有人描述说：“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

6、长柔媚之风，此于人心世道，实有关系。”(李祖陶《与杨蓉诸明府书》，《迈堂文集》卷一)这也就影响当时的学术风气，造成如后来龚自珍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的情况。　　　乾嘉汉学从学术源流上讲，可以说导源于清初的顾炎武，从其学术精神上讲，则是清王朝文化专制的结果。在文字狱的恫慑下，人们承袭了清初学者的治学方法，却丢掉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多是不关心当世之务，只埋头于古文献里进行文字训估、名物的考证、古籍的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乾隆时期有多位汉学家被召入四库馆，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纂。乾嘉汉学家在文字、音韵、训诂、金石、地

7、理等学术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总的看来，却只能说是做了丰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脱离现实的倾向导致缺乏思想理论的建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遗憾。　　　清王朝的文化政策及乾嘉学风也多方面地影响到文学。桐城派古文及其正宗地位的确立，与科举考试用八股文和汉学的兴盛都有关系。古文原本包括应用散文和文学散文，明末清初的小品文和大量迹近小说的传纪文，显示着古文中文学散文的发展。桐城派理论奠基人方苞提出“古文义法”说，即所谓“言有物”、“言有序”，讲求的是文章之“雅洁”。他是信奉程朱理学的，曾奉敕选录明清

8、诸大家的时文，编成《钦定四书文》，颁为时文程式，被称为“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他的以“雅洁”为标准的“义法”说，也就是以雅正的文辞，简明有序地记事、议论。就他对历代文章的评论，特别是对清初吴越遗民“尤放恣”、或杂小说家言、“无一雅洁”的指责看，有排挤文学性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