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品位与人格的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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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书的品位与人格的锻造近来在朋友的蛊惑下，我时常来文学网站浏览文章。确有养目悦心的好文章，让我这般愚陋的人大开眼界，恍见天光；但恕我不恭，也有些篇什让人无法卒读，不是语言的稚嫩，这样的缺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变得硕壮起来，而是有些人读书品位过低，从而导致了自己的人格锻造过程中少了某种不可或缺的元素，写出的文章就彰显出苍白和窘迫。　　我注意到，时下不少人在研读周作人、胡兰成、陈公博、黄濬（此人是国民党行政院机要秘书，抗战开始后第一个被正法的大汉奸。此人所著《花随人圣庵摭忆》时下也被一些学子津津乐道。）等人的著作，我得有言在先，他们的书不是不可以读，但窃以为必须是在心有圭臬的前提下去读

2、。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国文学史话》和《禅是一支花》近来在图书市场上风行一时，更有学界知名度颇高的大人物为其摇旗呐喊：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在这里我想把话说绝了——当然是我的一管之见：谈周作人、胡兰成之流，应该以一言蔽之的气势，避免巧言令色的纠结——读他们的书，除了更加识破他们欲盖弥彰的小人做派，再萌生别的意念我就怀疑你是中了他们的诡计。　　这里我想费些笔墨说说胡兰成。他比周作人、陈公博、黄浚等人更厚颜无耻。二战后日本是一片废墟，精神世界更是一派荒芜，抗战时期认贼作父的胡氏，此时又扮起了东洋人精神世界“煮粥人”的角色。他对东洋人说：“西方文明其实是'无明’，文明的本质是无”。胡氏的

3、精明（其实是小人的杂耍）就在于此，世人皆知，二战正是文明战胜了野蛮，要讨施食与己的主子的欢心，首先就要否定打败主子的文明。胡氏从《老子》那里偷来半句话，好让贼父聊以自慰。更有不堪，胡氏竟把日本的神道与《易经》相提并论，他说：“神道与《易经》都是天地人合一的样板”。这样卖祖求荣的话，连有廉耻感的日本人也断然是说不出口的。胡的文章有特点，词语华丽，调子舒缓，桃花杏花沾水而开，文本心境意映成趣，不然，当年上海滩那位才女怎么会让他迷惑？乃至今天还有人拿此说事，以证胡氏“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我倒要问问说这些话的人：你把葱香从芥子气中“废”下来给我看看！可能是我成见太深，我读胡氏的文章有一种听

4、男人唱旦的感觉。把话题扯回来。不是什么书都能给你营养的。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去读××理论、××代表，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社会也定然是病态的，但钟情于周作人、胡兰成、陈公博、黄浚等人的书，潜移默化之中，你就会一寸一寸地矮下去。　　我当然知道，如果不是传统的精神遗迹或者个人的道德修养，读书人的社会关怀就没有真实的依据。读书人的日常起居无法脱离尘世的供给系统，他们所赢得的个人待遇与他们关注的视野无从等一。除了他们会码字，读书人还有什么异于常人的禀赋？　　然而，读书人对社会的名伦教化作用是其他阶层无可替代的。正如农民种田、工人做工一样，他们的社会价值同样是其他阶层无可比拟的。眼下语言品格的退化

5、和腐变，那种鄙俗化的倾向，那种市井下流腔的流布，不客气地讲，与部分读书人的人格沦落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就在前不久，木子美的日记，在不算短的一段时间内，点击率是最高的！同样是一种语言暴力，但排泄在部分流行歌曲、报纸副刊、小品相声、网络文章中，给人心强加的则是种种卑污的时尚，诱发的是油滑、颓废、玩世和滥情，是“拯救乳房”，是“丰乳肥臀”，是“过把瘾就死”，是“有了快感你就喊”……它们以钱和色为最大的词根，派生出的语汇无法用来歌唱母亲和大地，无法用来讨论崇高和节操。　　这种语言大都来自识字的人。表面上看读书人是拒斥道德沦丧的，可一旦拿过语言的镜子，他们的变节行为马上就会找到对应

6、的参照；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些对立是虚假的对立，拨开语言浅层的遮羞布，一些读书人与贫嘴的流氓深层的同质与同构，立马就会毕现无遗。一个社会的话语谱系中，文化昆仑的话语系统是不可替代的。鲁迅、老舍、沈从文、钱钟书、季羡林的话语系统，无论社会主流意识怎样嬗变，都无法腰斩他们语言的巨大穿透力。因为种种市井俚语和官腔套话无法截断它的逻辑之链，因为这些大师的话语撇开了政治话语的权力集聚和商业话语的利润追逐，他们的话语来自对人文的关怀和对灵魂的叩问。这样的话语永远回鸣在对终极真理寻踪的路途上，为我们耸起了语言的路标。　　读书人的性情可以偏执、狷介、狂傲，可以悖逆世俗。这都已被社会所容纳。康德活到整整

7、八十岁（1724——1804），终身未娶，可他狎妓的不端之行200年来几乎不被世人所提及，何故？他没有人格上的硬伤使然。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部鸿篇巨著，宛如人类思想一次喷薄的日出，200年来，使我们得以在光明中前行。“这个世界上惟有两种东西使我们感到感动和敬畏，这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是康德写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最后一章中的名言，他死后，人们把这句话刻在他的墓碑上。　　道德，作为社会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