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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吴敬琏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观点———严婷·10经济班·1002011057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和市场机制的利益驱动,导致人们之前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非法非正常暴富现象的存在,更是加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悬殊现象。这对于深受平均主义思想影响的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这种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无疑造成了他们心理上的不平衡,不公平感明显增强,从而使现阶段我国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众所周知，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
2、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改善民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从收入分配改革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每一个新目标都受到舆论如此关注绝非偶然，改革应重在体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过改革达到“社会公平”从理论上是一个可行的途径。吴敬琏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
3、”。长久以来致力于市场化的吴敬琏先生，对收入分配问题也有研究，他撰写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症结》一文，他指出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是腐败和垄断。基于中国2000-2007年的官方统计数据，研究发现，腐败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就样本区间内而言，腐败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要远远高于除去经济增长外的其它影响因素；腐败的收入分配效应具体表现为：增加城镇20%最高收入组居民收入的同时降低了城镇其它收入组居民收入。当前，中国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是造成收入
4、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因为市场化改革过度强调“效率”而相应忽略了“公平”。上述混淆“公平”概念的观点显然是应该被质疑的，经济发展关注的是“机会公平”而非“结果公平”。“机会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劳动者报酬主要由其生产率决定，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禀赋条件以及个体努力水平的差异自然应该在收入分配中得到反映，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也被普遍接受是公平的。公平的收入差距不仅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改善，而且通过政府的制度调节也完全可以控制在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范围之内。对于机会不均等的原因，吴敬琏总结两个答案：一是腐败二是垄断。腐败是对公权力的不正当使
5、用，垄断的起源在于权力的失控。樊纲将这两个答案做了更深的剖析，第一个是旧体制没有改革到位，而旧体制的特征“一切都是公权”还有相当大的市场；第二个是国有垄断、政府管制的问题，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同其他竞争行业之间产生了巨大收入差距。这两个答案的相同症结都指向了权力，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是权钱交易的市场化，是既得利益的制度化。我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真正目的就是对失控的分配权力进行重新规范和约束，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腐败是指“为
6、了私人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利的行为”。腐败并非某国或地区独有，而是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当前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由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腐败事件也是常有发生，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得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腐败已经成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收入差距拉大有失社会公平,但是我们也不能将他的原因全部归咎于腐败，其他的原因我认为还应该有分配制度、行业垄断（垄断部门的收入非常高,这是机会不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条件下因为能力的不同造成的不平等。如前文所述,行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是明显的例证）、区位劣势（
7、东西部地区的自然差异,东北老工业基地与沿海开放城市的差距,老、少、边、贫地区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差别,都是由于机会不平等而导致起点不平等,从而结果也不平等,收入差距也在有意无意间扩大）等。要缩小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不仅仅要出重拳制止腐败，还应扩大社会保障面,建立初级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公务员和事业人员工资制度的改革;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加快推进第三次分配；扶助低收入阶层，培养农村和广大失业人员的就业和竞争能力，为穷人提供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使穷者更穷的局面从根本上得以改观，从而稳步实现“共同富裕”，逐步达到建立和谐社会的远期
8、目标。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的施政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攻坚，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缩小居民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共同创建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