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立法之争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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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谌洪果中国新闻立法之争，争什么？2015-05-04文丨谌洪果来源丨《传媒透视》原标题丨谌洪果：2015的中国新闻立法之争解读2015年3月7日，时值两会期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柳斌杰介绍，全国人大正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本届人大内有望提交审议。这一消息引发了一波不大不小的争议。一方面，长期致力于新闻立法研究和推动的几名有影响力的人士，比如展江、孙旭培、于建嵘等人，都借此机会，以文章、访谈、微博等方式，公开高调地表达了他们积极赞同新闻立法的立场；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反对新闻立法的针锋相对的声音，其中较受关注的有魏永征教授有关新闻立法的质疑

2、(见其博客中连载的“三问新闻立法”)；以及文化学者邵建从“重在执法”的角度提出的异议(《与其制宪，不如守法》)。然而，除此之外，作为与新闻立法有着切身利益关系的广大新闻从业者，则对此似乎显得过于低调，尽管从各种公开私下的场合，也会得知这些行内人对新闻立法的种种议论，但大多是片段零星的感叹，整体持一种不看好或无所谓的心态。换言之，在这场有关新闻法的公共论辩中，许多媒体人自觉地缺席了。这种现象实在耐人寻味。中国新闻立法的步伐相比而言，中国新闻立法在1980年代的推进，的确是再也无法重现的中兴时光，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认真扎实地做了各种文献资料和制度观念的基

3、础性准备，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先后编辑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80)，翻译了《各国新闻出版法选编》(1981)，并出版了20余期的《新闻法通讯》(1984-1988)，在这个过程中锻造出孙旭培、张宗厚等以新闻立法为志业的中坚力量;理念传播方面，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新闻史》(1982)，中国新闻学会编辑出版《新闻自由论集》(1988)等。其次，出现了三部新闻法草案，它们分别是：1，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领导组织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起草的《新闻法(试拟稿)》(其中包含了孙旭培、于建嵘等分别提出的民间草案的贡献);2，新闻出版署最终拿出的与《出版法》

4、分别立法的《新闻法》草案。3，上海新闻法起草小组推出的《上海市关于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三，这些新闻法起草工作带动了新闻业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讨论，如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副主任胡绩伟先后在上海、广州、成都和重庆等地召开新闻法座谈会;1989年1月新闻法起草小组与上海新闻界热烈讨论了三天;此外还有数场盛况空前的新闻立法报告会。loanapprovalandpostcreditapprovalofficer/atalllevelsinaccordancewithcreditapprovalrules,licensingandevent

5、ualexerciseofcreditdecisionpowerofpersonsorinstitutions.Reviewfindingsandreviewcomments,accordingtotheBank'scredit31989年事件以后，轰轰烈烈的80年代新闻立法步伐被迫中断，从此新闻立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尽管体制高层也不是没有新闻立法的动作，比如中共中央在1994年批准的八届人大期间(1992—1997)的立法规划中就有《新闻法》、《出版法》;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透露我国正在起草《新闻法》，不过这些都没有下

6、文。而随后的消息，反倒表明新闻立法难以启动的境况：1999年，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张虎生与《经济日报》前总编辑艾丰委员提案呼吁对舆论监督立法，收到的答复是立法条件不成熟。而柳斌杰在2002年11月7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还明确表示，新闻自由的含义太广，过早出台可能不利于新闻传播的发展，因此中国目前不会制订《新闻法》。可见，相较此前每届两会代表新闻提案和一些新闻纠纷引发的新闻立法呼求而言，2015年柳斌杰传达的新闻立法动态所引发的的争论，算是这么多年来最为热闹的一次了。新闻法典化的思路后劲不足然而，也仅此而已。这场讨论毕竟没有覆盖更广的范围，也无法进入

7、更深的层面。就连力撑新闻立法的展江教授本人，迄今也没能一睹此次新闻法草案的庐山真面，也不知到底谁在主导立法，可见这样的推动更多地停留于空泛的呼吁。重要的是，时代在变化，新闻法典化的思路在今天已经显得后劲不足。互联网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早已深刻改变了新闻传媒的生态格局。而新闻立法的核心参与者柳斌杰表达出来的立法观念，显然滞后于时代的特征。他指出新闻立法的目标之一是要终结传统媒体管制过严、新媒体过于放任的状况。魏永征教授则以有力的依据，证明了这一判断的错误：通过把针对新媒体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账号十条》与针对传统媒体的《出版管理条例》逐条对比，可

8、以明显发现，对新媒体的管控尺度比传统媒体竟要严格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