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符号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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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符号之谜周戊丁陶寺扁壶朱书符号，是1984年春季由第一代陶寺遗址考古队发现的。据原在中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任职、主持襄汾陶寺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的高炜研究员的回忆：1984年春季，在陶寺遗址居住址第Ⅲ区的一座陶寺文化晚期编号为H3403的灰坑里出土了一件残碎的陶扁壶。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器。但就在这件不起眼的残破陶器上，竟赫然有朱红彩笔描的笔画痕迹，扁壶残器沿断茬涂朱一周。当确认陶器上有朱书文字后，队内同仁都非常惊喜。但是经高天麟、李健民先生对该坑出

2、土陶片一一检视，又把填土全部筛过以后再也没有新的发现。（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有朱书符号的扁壶出土以后，陶寺工作队把扁壶带回北京，好长时间没有对外公开过，这是陶寺扁壶朱书符号的第一个让人迷惑之处。按照考古常规，文物出土整理后要写发掘报告的，但是陶寺遗址的几次发掘报告中却没有关于扁壶朱书的报道。只是高天麟在1986年召开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做的《陶寺遗址七年来的发掘工作报告》中提到了“残扁壶的腹壁上有毛笔朱书的字迹，其中文字清晰可辨”（《晋

3、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6年）根据高炜先生的回忆，当时大家都认为扁壶正面的符号是“文”字，背面的符号不识。是因为背面符号不识而不公布发掘结果，还是谨慎过余的考古同仁要等到研究出结果才准备公布？不得而知。从中国的考古历史来看，1987年舞阳贾湖遗址（距今7500-8500年之间）出土的龟甲刻符、石陶器刻符在发掘报告中都是同其它发掘结果一起公布的，当时贾湖的甲骨除了“目”字外也是几乎不识的。（河南省文物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一期）西安半坡

4、遗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掘的，出土的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113个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1963年公布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31186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符号是1983年公布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等地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距今4500年前的陶器上的刻画图形符号是1986年公布的。（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

5、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良渚文化中晚期的陶器上发现的一件器物上刻画多个符号是1990年公布的。（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画符号是1984年公布的。（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它》，《文物》1984年第11期。）那么陶寺朱书扁壶真的是一直躺在社科院的博物馆中吗？不是。1985年冬，考古学家张政烺见到了扁壶的照片、墨线图大摹本后，指出“这个字同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

6、行的汉字属同一个系统。”后来高炜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张政烺的观点：用极简练的一句话概括了距今5000年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字发展史，以及陶寺朱书文字在其间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接着1988年秋天，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张光直（1931年—2001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回国考察，在北京也是通过李建文观察了扁壶上的朱书。张先生曾经推测过：“会不会是字？”若将扁壶口朝下倒置去看，“会不会是祖丁？”对于张先生的推测高炜评论说：张光直先生虽并未十分的

7、肯定，却不失为破解那两个字符提出一条思路，从中也透露出张先生对这件扁壶性质的见解（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三期2002年）《考古》1992年6期刊登了考古编辑部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郑光在发言中曾提到陶寺遗址出土了“文字”，才引起了考古界对陶寺陶文的注意。但扁壶朱书符号的照片和拓片还没有向社会公布，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1999年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陶寺遗址发现了早中期的古城遗址，再一次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李健民在征求

8、了冯时的意见后在2001年1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发表了《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31后被收入谢希恭主编的《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620-623页）才第一次把陶寺遗址发现的扁壶朱书公布于世。从1984年发现朱书扁壶到2001年公布扁壶朱书符号内容，整整过去了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我们目前所知道的除了参加发掘的考古队的高炜、高天麟、李健民和张岱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