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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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特征概述“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

2、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社会调查温家宝总理日前在北京考察工作时说，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生活。这引起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更大关注。“80后”、“90后”已经占到我国农民工总数的60%。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　　城市需要农民工，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根据调查，新生

3、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1]　　（1）给调研人员的直观印象：他们通过第一代农民工带回去的信息，对城市充满了向往，甚至有些“80后”本身就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市上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对农村完全陌生。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看，他们完全离开了农村，成为与父辈相区别的城里人。　　但在另一方面，与城市的同龄孩子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

4、工。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　　（2）追寻“下一个城市”的理由：“80后”农民工，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这本身是市场对劳动力的调剂行为。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劳动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因此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　　（3）“80后”的打工价值观：上一代农民工中，愿意把孩子带出来读书的，基本上都是想藉此让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10　　新一代农民工中有许多都是携家带口进

5、城务工，这与老一代农民工“单打独斗”的状况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日益突出。　　（4）新一代农民工高度渴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实际上困难重重。我国教育体制是“分级办学，属地管理”，这使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条件。　　调查显示，北京市政府批准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如行知学校和安民小学，多次受到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和“希望工程”的资助，一些公办学校还和他们结成“手拉手”帮助对象。但接受调查的150名家长，却对这两所学校评价不高，有57％的家长认为

6、学校教学质量一般，认为较好的有24％，很好的只有17％。而实际上，这是北京市相对较好的两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产生背景中国改革开放后得三次“民工潮”催生了第一、第二代农民工人群。中国的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从1978年开始大约经过四五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的问题。紧接着就出现了第一次卖粮难的问题，农村调整产业结构有7000万公顷土地转产经济作物，这种调整刺激了农村加工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了。　　乡镇企业共接纳一亿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第一次“民工潮”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的目的地

7、，体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特点。乡镇企业发展成为计划部门的有力竞争者，对计划部门形成冲击，局限于特定观念，改革没有珍惜难得的农村城市化的大好机会。1988年，出现大抢购，乃至于发生挤兑之后，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首当其冲影响的是乡镇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失去资金支持以后，90年代初期一度出现了不太景气的局面，接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此时恰逢南巡讲话后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1992年突然出现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第二次“民工潮”出现。第二次“民工潮”同第一

8、次不同，这次的目的地是城市。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吸纳，社会排斥”，农民工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　　大量农民工的进入，大大降低了劳动成本。上世纪末，伴随香港回归，港澳台制造业开始向广东大规模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也使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这些因素都促使了第三次“民工潮”的出现，而且，自此开始进城民工的数量持续稳定提高。流动农民工的数量每年以800万至1000万的速度增加，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