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历史需要良知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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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视历史需要良知和勇气──读《延安日记》向继东《延安日记》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苏联人。此书的中文版由东方出版社初版于上世纪80年代，笔者读的是该社2004年3月再版的黑皮本。1942年至1945年，彼得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到了延安。他以日记形式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形。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和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也有评述。我觉得，此书是一部研究中共党史难得的

2、参考文本，虽然其中不乏偏颇之处，比如，针对当时延安的反苏情绪，彼得就完全是站在苏共“老子党”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的。此书对延安的鸦片生产有较多的记述。我又查阅了国民政府禁毒方面的史料。总的来说，国民政府在禁毒方面是有成效的。1917年后，国内动荡，各地军阀为增强实力，以鸦片烟税为财源，竞相开放烟禁，清末民初的禁烟成果付诸东流。历史学家顾颉刚1931年旅行河北、河南、陕西、山东4省后记述如下：“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20世纪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

3、的。要是仅仅这样的浑朴，那还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难，无如鸦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到一个小县城里，只有200家铺子，烟馆倒占了40家，其数量远超过米店。许多农村里，可以买不到一张纸，一支笔，但鸦片、白面是不会没有的。那时穿中山装的是何等表示前进，我亲见一位穿中山装的朋友接连在烟卷上抽着白面，悠然自得。但白面瘾的急剧增进，以致家破身亡的惨剧是大家说得出的，听说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时可以把自身出卖给制毒的人，因为他死后可以从骨头里取出白面的成份来，再行制造。当白面瘾发时，发疯如狂，尽在地上滚，在那时

4、，房子也舍得拆，连老娘的衣服也要剥去变卖了。我一路看见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象鬼’的不计其数。……许多农村里，别的药没有，606和914总是有的；西医可以没有，打针的人总是有的。亡国，我们住在都市里的人早已有此恐惧了，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了国民的常识。灭种，城市里人还没有这感觉，而我在亲历华北农村之后就清楚地看出来了。我带了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却是酒绿灯红，金迷纸醉，上下都在颓废酣嬉之中。一经对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泪来。我对朋友说：‘你们不要高兴了，中国人快灭种了！’人家听了，只觉得我言之过重；就是

5、相信了我的话，也只有作同情的一叹，说：‘这有什么办法呢？’”[1]国民政府看到了烟毒的严重性，于1935年4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向全国发布禁烟通令，并公布《禁毒实施办法》和《禁烟实施办法》。禁种方面，规定了绝对禁种、分期禁种、分年减种，直到绝对禁种。禁吸方面，以1935年最后登记截止人数为准，按烟民年龄依次勒戒，分为5期，以一年为一期，每年烟民为数至少递减五分之一，至1940年底完全戒绝。《禁毒实施办法》规定，吸用烈性毒品及施打吗啡针者，限于1935年内自行投戒，如查获未经投戒者，拘送戒毒所勒戒；1936年内

6、如仍有未经投戒而私吸者，除勒戒外，并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自1937年起，凡有吸用毒品及施打吗啡针者，一律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此外，凡制造、运输贩卖烈性毒品者，依法处以死刑，从犯按情节轻重，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公职人员对于制造、运输、贩卖烈性毒品有帮助者，概处死刑。另外，国民政府还规定，凡制造、贩卖烈性毒品者，无论主犯还是从犯，一律处死刑……。由此可见，国民政府禁烟禁毒措施空前之严厉。但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国民政府以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政府虽未废止禁毒令，但常力不从心，因此鸦片烟禁而不绝。读

7、了《延安日记》后，又想到顾颉刚的感慨，于是想弄清楚，延安的鸦片生产是否在国内其他文献里有所披露。在这方面颇有研究的学者单世联告知：《谢觉哉日记》下卷734页有记载。1945年1月5日谢觉哉写道：“……仁政观点不够，容易发生毛病。同一事物，有仁政观点的人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的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某种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接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这里的“某种物”、“某货”、“不种度不过难关”，指的当是鸦片。彼得在《延安日记》里所述如

8、下：“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2]”“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