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牌背后的制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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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奖牌背后的制度之争谢军是福建厦门集美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多次赴台考察体育。他和他的同事在过去数年间陆续承担了多个以台湾体育体制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社科基金研宄项目。对于两岸体育的比较研究,国内还少有人涉及。在谢军看来,与大陆的“举国体制”相比,台湾地区体育的管理体制属于混合型管理,此种体制的优点是政府可以发挥主导作用,亦可鼓励社会对体育的参与和支持,缺点是权责不容易划分清楚,并由此产生管理混乱,最终影响竞技体育发展水平。谢军指出,尽管竞技体育水平大陆超过台湾,但台湾的群众体育运动却比大陆蓬勃兴盛得多。竞技体育政治化《南风你所接触的台湾竞技

2、体育状态是怎么样的?谢军:台湾竞技体育跟大陆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现在台湾也出现了跟大陆70年代差不多的情况,他们极力想拓展自己的国际空间,但通过大众体育拓展国际空间难度非常大,只有通过竞技体育。在“奥运模式”,台湾要承办重大的国际体育比赛有一定难度,所以只能通过运动成绩的凸显。就像当年大陆的乒乓球,水平是顶尖的,不让参加,那乒乓球世锦赛有什么意义?通过运动员互相比赛,就可以发生外交关系了。大陆在1970、1980年代的体育外交是非常突出的例子,现在台湾也想走这条路。《南风台湾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这点?谢军:应该是1979年,即国际

3、奥委会“名古屋”执委会上通过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合法席位的决议后。但直到李登辉时期才开始推出相关政策,积极去担任一些项目的国际体育联合会、单项协会官员,一般担任这样的官员没有工资,是义务的,可是台湾人担任了这样的职务后,台湾当局会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贴。《南风窗》:1997年台湾成立“行政院体育委员会”是不是也有这个背景?谢军:原来台湾体育一直是由“教育部体育司”管,体育是教育的一环,教育部门下属的“体育司”层级不高,不可能管好整个台湾的体育,后来在台湾竞技运动选手的选、训、赛工作,“体育司”就委托台湾体育运动总会主办。这种“委办”形

4、式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操作过程中,“体总”在人力、财力、物力及管理方面都难以得到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管理权限,难以解决选、训、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体总”是民间团体,它没有钱,钱都在“教育部”的手上,“体总”要组织比赛和活动,只能去“教育部”申请拨钱,长久下来,两者肯定会产生矛盾。这点不像大陆,是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都由A担任的“举国体制”那种背景下,体育资源的整合非常难,特别是1990年代大陆体育飞快发展,他们压力很大。所以1997年,台湾成立了“行政院体育委员会”。集中管理政令不畅《南风窗

5、》:“体委会”具体怎么管理运动员的培训?谢军:台湾现在在仿效大陆的运动选手培训体系和管理体制。台湾优秀运动选手训练基地主要有3个左营、北训及台“体委会”成立后修建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主要设置的项目为亚运会和奧运会项目,包括民众基础好的项目,这个训练中心以财团法人形态经营,各项人员聘用条件、组织编制、组织章程等需报“立法院”核定,工作人员大概70人。台湾在运动选手培训体系方面,将选手分为四级,由不同的单位负责训练:第四级为基层运动选手,由中小学和县市训练点负责;第三级为优秀青少年选手,由“体总”、单项运动协会、大专体总、高中体总共同

6、培训;第二级为台湾代表队储备选手,培训对象为学校、社会甲组选手及台湾培训队选手,由单项运动协会负责;第一级为台湾代表队选手,将给予长期训练,由“体委会”竞技运动处和“国家”训练中心负责。台湾选手的培训正由业余型向专业型转变,由“教育部”主导向“体委会”主导转变,现在的集选、训、赛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在逐渐改变过去国际比赛由中国台北奥委会负责,岛内比赛由“教育部”负责,而选、训任务委托“体总”负责的局面。《南风窗》:现在这种体制下“体委会”和基层的体育运动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谢军:“体委会”没有其基层体育管理机构,它的“中央”、地方与民间

7、体育社会组织均无法直接衔接。因此,它的业务仍然依赖教育部门的专职体育管理机构,及相关社会体育团体组织推展。另一方面,包括“体总”在内,台湾民间体育组织业务重叠性较高,其组织的自主性不足,社会体育组织的主管机构是“内务部”,而“体委会”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业务指导关系。因此,其业务也难以推展。原来“体总”那些人没有了饭吃,肯定要闹,他们现在还控制着很多单项运动社团协会,其中有一些社团还是和选举密切相关的。譬如“体委会”要人,他们不给,而是问“体委会”出多少钱。《南风窗》:这种状况,他们内部有没有一些反思?谢军:台湾体育学者分歧不小。现在

8、这个体制受我们的影响很大,但目前我们的“举国体制”也逐渐受到冲击,一些台湾学者就说,现在大陆都不搞“举国体制”,开始社会化了,我们台湾再搞这个还有什么意思?实际上现在“体委会”有名存实亡的感觉,“体委会”不像我们的体育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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