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的管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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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官场的管理最近中国官场一系列恶劣事件，包括了雷政富不雅视频、刘志军涉嫌渎职受贿等等，一次次冲击我们已经麻木的神经，甚至有人调侃雷政富受贿300万，简直就是个清官。最叫人受不了的，还是这件荒唐事：湖南某单位竟然给贪腐官员公函求情，更为荒唐的是，给已经入狱的贪腐官员发放上班签到费！该公函称，莫某、石某认罪态度较好、主动退还赃款，考虑到莫某身患癌症及家庭特殊困难，经局党组研究决定，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判决，并且在局党组默许下为贪腐官员发放上班签到费。相比之下，一线的执法人员却因为单位缺钱，已经被拖欠了长达4个月的工资。事实上，有令不行甚至拿法律当儿戏，我们已经见怪不怪。至少在

2、我个人看来，某种程度上，中国官员管理处于半失控状态。早年我做企业时，曾经探访过一位因受贿而锒铛入狱的官员，让我大开眼界：原本我假想中监狱的情景，应该是剃光头、穿囚服，一副谦卑的样子。然而，真实情况却令我大跌眼镜：这位入狱的官员是独门独户的小院子，宛如桃花源，院子的小水池里还养着鲜活的鱼，我在监狱里吃了顿比饭店还鲜的火锅。这让我不得不相信：特权处处有，监狱也不例外！前提是：你必须有靠得住的人际关系，也就是熟人。事实上，中国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延伸至官场就变成了官官相护。某种程度上，中共不成文的异地为官（尤其是高官），对于地方势力以及官官相护，起到了某种遏制作用。但是，仅仅

3、如此是不够的。事实上，要想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还需要从权力本身入手。首先，权力的管理，组织层面分为两个部分：一种是横向的拆分权力，另一种是纵向的权力下放。两者之间目的截然相反：拆分权力为了制衡或监督，权力下放仅仅为了效率。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的权力管理，一直围绕着纵向的授权、而不是横向的分权而进行，包括了中央对省级、省级对市级、市级对县级等等权力下放。中国政府组织至少三次以上的简政放权，效果是十分明显的：一是极大调动了地方政府乃至个人的创新积极性，这也是大部分创新是来自地方、而不是中央的原因。二是下放权力减少了层层审批的权力层级，组织内部的效率明显的提高了，也就

4、是所谓的组织逐渐扁平化。三是简政放权减少了权利寻租空间，权力越少寻租空间越小，这也是许多人不愿意放权或授权的原因。但是，横向的权力拆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静悄悄，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记得曾经有人提议：将政府的审计署划归到全国人大，但就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在我个人看来，完全算不上政治改革）的建议，据说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由此可见，横向拆分权力在中国是多么的困难。事实上，裁判员与运动员二合一（官商不分）的情况，从中央到地方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它的害处并不仅仅只是容易形成市场垄断，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垄断权力很容易形成利益团体。而任何意义上的改革，一旦触碰到

5、利益集团、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因此，我们不仅仅需要注意来自整个社会的动荡，更要重要的是，警惕内部已经利益化的群体，它们才有可能是绑架共产党制度的一群人。事实上，没有横向分权的制衡或监督，那么，纵向权力下放越多，导致腐败可能性越大。之前，共产党的反腐一是来自组织内部二是自上而下，相反，组织外部----尤其是社会上各种反腐----则是非常态化的零星个案。当下，中国网民热议的所谓网络反腐，既非常态、亦非制度，只能算是群众不满现实的自发运动。事实上，外部监督或反腐方法很多，譬如新闻媒体的第三方监督，譬如人大设立独立监督委员会等等，换言之，假如没有横向分权制衡或监

6、督，那么，中国官场腐败以及带病提拔等等痼疾，都会缺乏横向分权制衡而愈演愈烈。分权实质是行使权与监督权的分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分开。因此，分权而不是授权，才是中国政府下一步改革应该考虑的问题。第一，内部人监督内部人，本身就不靠谱。原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唆使新闻发言人辟谣，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为家奴，也再次验证了中国熟人社会或人情社会下监督面临的困境。第二，中国纵向的权力监督，可谓天高皇帝远，中央对于省/市/县/乡等等监督形同虚设，审计署每一次的审计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第三，在同一地区或地域下，外部人监督内部人、而不是内部人监督内部人，才是有效的监督，譬如县人大

7、监督县长、而不是上一级的市长监督。当然，分权----譬如两权分立或三权分立----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西方式民主，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分权所带来的监督独立性，正是破解中国熟人社会一剂良药。其次，分权才能分责。一直含糊的职责不清，可谓是中国政府组织的老问题了。事实上，权力与责任是一体两面，正面看是责任、反面看就是权力。中国政府一直含糊的职责不清，本质上其实是权力界限不够清晰。也许有人对这个看法存在疑义：一个市政府的副市长，往往多达78个，难道这还不是职责清晰吗？恰恰相反，分权并非内部划分越细越好、而是分权同时权力下移越充分越好，譬如，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