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发展差异制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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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印发展差异的制度根源张文木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在不同时期，一些国家积极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金、技术、市场等有利条件，提高国家独立生产能力并由此减少了对国际资本的被动依赖，使国内市场成为真正的国家主导而非国际资本主导的市场，国民财富成为反哺本国大多数国民而非反哺国际资本中心国家的手段。历史上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华盛顿、林肯时期的美国，乃至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崛起的。必须掌握市场和技术还有另一些国家，在参与资本全球化的同时，却失去了国家经济政治的独立性，其生产因国内资金、市场和技术长期短缺而被迫与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形成绝对依赖关系，其国民财富

2、最终异化为国际资本增值的另存形式。这种经济增长是靠自耗和透支国内人力、市场和矿物质资源并持续向国际资本大量让利来实现的。市场和技术掌握在他国手里的国家，就不得不通过对外大量「供血」以换回市场和技术。其结果，就正如拉丁美洲那「被切开的血管」，尽管国家「身体」在增长，但只能是萎缩性增长，其内在的营养增加只能使自身成为一架更好的「血液」外供机器。但如因营养反哺贫乏而使造血机能萎缩，以至无血可供，这时对西方资本而言，这个国家就失去了剥削的价值。近代史中，非洲和拉丁美洲中的多数国家就在这条道路上陷入贫困、荒芜以至被西方所抛弃。现代史上，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也是在这条路上衰落下去

3、而又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崛起。印度独立后则一直在这条路上进行着没有停止希望的滑行。最充分的市场只能是扎根于人民的市场，因为只有人民市场才可能是生产和消费最直接结合的市场。而只有充分的市场，才可能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充分前提。上世纪40年代末，印度获得独立主权，在印度政府有愿望但没有能力建构像中国那样解决生产与消费直接结合及由此产生的强大的民族市场形成的前提。生产与市场是分离的：GDP在增长的同时，社会贫困也在扩大。结果大量利润被中间人层层截流从而使国民消费异化为少数人的消费。人民作为国家基本劳动群体在为社会生产的同时却得不到国民财富的相应反哺，而大部分国民财富却为占人口10%乃

4、至5%少数富人和国际资本在印度国民财富再分配中层层瓜分。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对中国革命有偏见，但对印度问题却能一语中的。他说：增长率下降不是探求的正题，印度的失败是在分配上而不是在增长上。财富不能反哺生产者决定国家发展效果和潜力的并不应当是表现出来的GDP或GNP直观指数，而应当是背后支撑这些指数的利润流向。由于印度土地改革失败致使在流通和分配领域滞留大量的利用私有权食利的阶层，这个阶层又在印度议会中拥有相当的席位，这使他们处于「上下交征利」的既得利益得到政治上的保障。政府在「票数」面前，永远是「弱势群体」。其结果是印度独立以来几乎所有有利于国家和广大底层

5、群众的重大决策，比如尼赫鲁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相关加强国家控制宏观经济力量、削减剥削阶层、消除贫困等决策，以及英迪拉?甘地及其后继人拉吉夫?甘地在其执政期间不惜用激进的另组国大党的方式贯彻尼赫鲁的社会公平思想，在经济领域全力推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限制富人的政策，在议会中几乎全被搁浅或在执行中被虚化。在印度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占多数工农的利益而是代表地主、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利益的议员、阁员乃至被各利益集团操纵的选票。国家发展也是主权国家的一种国际权利。这种权利的性质在印度独立之初就由国大党内代表大地主和资本大财团利益的集团所铸的社会结构所规定。而这个结构又规定了表现为国民

6、财富的年度生产利润在分配领域为拥有私有权的地主、资本家、国际资本及官僚买办阶层所瓜分程度。每次经济大发展带给国家的不是生产主体的大反哺而是这些阶层更大的利润瓜分。鉴于资金短缺及政府财政对国内国际财团的依赖，印度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除了空洞的社会保障目标外，几乎无所作为。由于国民财富不能反哺生产者，占人口多数的生产者失去进入中产阶层的可能，国内市场也就失去了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层购买力的支持而陷入萎缩性增长状态。国内市场的萎缩不仅制约了国内购买力的增长，它同时又迫使拥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印度资本财团寻求海外市场，并不得不最终形成对西方资金和技术的依赖关系。由于印度在土改中没有

7、触动大的土地私有者阶层，在后来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又扩大和巩固了大资本家阶层和买办阶层，这些阶层构成的「所有权结构」截流了生产利润，这大大削弱了社会产品对社会劳动的反哺、社会购买力对民族市场支撑，以及由此二者推动的国家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与中国五十多年发展比较，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差距不在于发展本身，而在于由建国初就铸定的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令在独立50多年后印度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历史结果。根据安格斯?麦迪逊统计，1913-1952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0.1%，而印度为-0.3%。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