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企业“集体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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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件企业“集体出逃”？

2、第1...为谁而打工？眼下，软件企业的上市还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与其他企业不同，软件企业的最大资源是人，对知识产权高度依赖，企业不能上市，对管理层的激励就缺乏像认股权这样的有利手段，就会显得非常苍白而脆弱。事实证明，在国内软件业，软件人材的跳槽频率也是最高的。金蝶副总裁黄骁俭更把软件企业能否上市提升到事关企业“生死抉择”的高度。在对国外软件企业深入研究之后，黄骁俭发现，很多的例子证明，许多非股权改制的私人软件公司都走向了衰亡，被上市公司所取代。对软件企业而言，上市公司的公信力、透明度和期权制度，和融资能力一样，都是企业进一步发

3、展壮大必需的一系列宝贵资源。“出逃”国内创业板，同时也意味着这些软件企业将不能享受创业板在企业内部员工期权设计等方面一系列灵活的游戏规则。对已经垂手可得的上市，连邦也觉得有一点点“苦涩”。由于连邦是以h股的形式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与今年年初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金蝶不同，连邦上市后不能在企业内部实施认股权制，依旧缺乏有效的手段来激励管理层。“连邦最初是由5个创业股东一起做起来的，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做经营，苏启强还是董事长，整个经营管理层不持有一分钱的股票。”李儒雄说，这也是他现在最大的困惑。按照李儒雄的说明，连邦上市后，公司的5名创业股东并不直接持有上市公

4、司的股票，而是通过另外一家公司持有。对连邦来说，“曲线上市”还意味着更麻烦的事情在后面，全面的员工持股计划无法实现。李儒雄说，眼下，连邦只能等上市后再提请国家有关部门作特批，看看能否成为企业期权计划的试点单位之一，但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此前上市的用友也没有被批下来。国内软件企业越来越重视股票期权这样的制度，原因也很简单，对于软件企业这样的知识型企业来说，公司的股份结构已经决定着企业的价值导向。对于软件企业的员工来说，他们看重的已经不再是薪水，而是期权(option)计划和能否参与、分享和拥有企业等有关归宿感的更高的层次。同样地，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也正

5、在发生变化，随着客户成熟度的提高，软件企业的竞争力已经越来越远离资金这样的简单要素，而是聚焦于能否获得高质量的人才。尤其在今天的融资渠道日益丰富和畅通之后，对软件企业来说，钱的短缺已经更多地转变为人才的短缺和机制的缺失，在这一点上，国内越来越多的软件企业都正在面临考验，要么上市，要么慢慢消亡。据知情人士透露，1998年联想注资金山时，实际上是向香港金山注资，虽然是中国软件业的一面“旗帜”，金山似乎并没有从政府对于软件企业的“呵护”中得到更多的实惠。眼下，创业板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也有人士建议，在资本市场上，应该给予软件企业更多的出路，比如创业板不能上，

6、对于那些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优先考虑上主板。另外，软件企业的销售额相对都不够高，也可以尝试采用几家合并的方式上市。总而言之，如果政府能够对一些素质较好的民营科技企业网开一面，这对于提升上市企业的整体资产质量也不无好处。上市后的困惑2001年，国家有关部门曾经在用友进行了一个关于国内软件企业发展的调研，用友、中软、连邦、安易、翰林汇等软件公司的老总们济济一堂。座谈中，众多人士在谈及目前困扰软件企业的主要问题时，一致集中在三大问题上：市场环境、资金和人才。其中，资金短缺排在第二位。“现在国内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的薪水在每月5000～10000元左右，这样的人

7、力成本比印度还要贵。而且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软件技术工人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培养，从职高到技校，技术工人只需学习两三种语言，会编程就行。国内显然还缺乏这样的人才培养环境。”李儒雄对记者说。没有好的市场环境，中国也就不可能有软件企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联系到目前的产业状况，国内软件企业要把产品卖到国外去，还非常地不现实，惟一的可能是替人家做代加工。而每谈到这一点，人们总不忘提到在这方面遥遥领先的邻国印度。但市场环境又是一个并非一下子能够解决的问题。李儒雄的一位朋友从香港回来后，深有感触地向他介绍说，香港今年3月份实施了专门针对盗版的一则非常

8、严厉的法律，企业使用盗版，企业法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尽管这样，企业用户还是在大量购买盗版软件，这一朋友说：“情况可能比北京还要严重。”盗版四处猖獗，比北京更严重的情况还有成都和沈阳等地方，李儒雄介绍说：“这些城市里，有的地方整个4层楼都在卖盗版，一字形排开。整座电脑城就是靠卖盗版为生。”盗版问题还涉及到用户的购买力、版权意识等诸多方面，现阶段可行的办法只能是从打击企业盗版开始，政府牵头，联合厂商教育用户，市场环境进入正态循环，这只能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国内软件业市场环境不理想、没有很好的回报，使得软件企业的资金状况更加恶化。以风险投资

9、为例，与产业投资不同的是，它更追求企业的发展速度和高成长性，要求“快进快出”。没有回报和退出机制的软件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