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与经古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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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歆与经古文学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始终作为正统，贯穿着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发展历程的各个方面。其延续时间之长、笼罩领域之广、发生影响之大，都是令今人难以想象的。而经学中的今、古文学问题，则更是经学史上聚讼纷纭、真伪莫辨、迄今仍悬而未决的一大疑案。研究今、古文学的冲突，必然要溯源到古文学派的开创者刘歆。刘歆是以一个才具有为的青年学者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其契机始于一场学术大争论，这场争论就是西汉学术史上著名的今、古文之争。刘歆在西汉沿革已久的今文十四博士制度上揭橥异端，举起了古文经学的大纛。他这一异常行为的动机，引起了后人的不断猜测。尤其是

2、今、古文学家的推论，可谓截然两橛。古文学家认为刘歆因古籍遭秦火禁挟而残缺，故X罗散佚、收集经传，当誉为“孔学功臣”。而在今文学家看来，刘歆伪造群经、思篡孔统，以之作为新莽攘窃汉室之工具，乃孔学罪魁。近世以来，一些学者越出今、古文阵营壁垒之外，站在“超经学”的客观立场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诸多争端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这一问题具体关涉到对刘歆历史地位及古文经传可信程度的评价，故本文不得不再作辨析。一、西汉今、古文之争今文经学是植根于现实思想政治土壤的一种学派，几乎垄断了武帝以后西汉一代的意识形态领域；而随着古文经传的不断发掘，古文经学的声势也日趋壮大，古

3、文学家对本学派受压抑状况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在此背景的观照下，今、古文之争势在必然。时至西汉末年，这一场大争论的序幕终于由刘歆揭开了。史载（1），成帝河平年间，刘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发现了许多古文经传。他认为今文经传由于秦始皇焚书禁挟之律已经残缺不全，而古文经传相对说来却要完整可靠得多。如《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多得十六篇，《逸礼》较高堂生所传的《礼经》（即《仪礼》）十七篇多得三十九篇，又如《左传》较《公羊》、《谷梁》“信而有徵”。由是刘歆抛弃了其今文旧说，转而宗主古文经学。到了哀帝建平时，“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

4、官”。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不肯置对。刘歆又想求助于丞相孔光的支持，也遭到了拒绝。于是，刘歆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一方面指斥他们“专己守缺、因陋就寡”，一味拘于繁琐不堪的文字训诂，或妄言灾异、滥解谶讳，面对新近出现的古文经学，不仅深闭固拒、不思变革，而且“党同门、妒道真”；另一方面，又反复说明古文经传的出处和它的可靠性，说“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徵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主张“与其过而废之，宁过而立之”。从文辞上来看，《移让太常博士书》措辞激切、洒脱刚劲，充满挑战性，是学术思想史上一篇不可多得的

5、战斗檄文。然而却因此激起了今文博士们及权臣的怨恨。光禄大夫龚胜上疏深自罪责，请“乞骸骨罢”，这实际上是对刘歆争立古文经传表示抗议。大司空师丹对古文经学也十分不满，弹劾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作为名义上仲裁者的哀帝虽同情刘歆的处境，以“欲广道术”为其开脱，但刘歆仍然由于得罪了大批权臣，在政治上明显处于劣势。今文博士们乘机对他大加嘲讪诽谤。刘歆只好请求放他外任，暂避锋芒。这场争论最终由于王莽的政治干预，调和其中，暂时平息。但固有的学术上的矛盾以及利益上的冲突并未就此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在以后漫长的经学史发展过程上，潜在的隐患又曾数度爆发。而几乎每次今、古文之争的焦点，都不脱于刘歆与

6、经古文学之间内在且微妙的关系，这也是本文接下来将详加探讨的问题。二、“刘歆遍伪群经”考辨刘歆是否遍伪群经？这是历代学者纠缠不清的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自汉哀帝建平元年刘歆请建立《左传》等及王莽发得《周礼》后，便若静水投物，波浪经久不息。《周礼》一书，初出即遭今文学派的怀疑，“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2）后世今文学家以《周礼》为渎乱不经之书，甚至径说是刘歆伪造。清方苞《望溪集卷一•周官辨伪》以“窜乱归之刘歆，凡十篇。”（3）于是刘歆作《周礼》之说，至清季而益盛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云：“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后今文诸家，直至“五四”时代许多考辨古史的学者，

7、如梁启超、崔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大都亦持此说。当然也不乏有为刘歆辨诬者。汪中《述学》一书，有《周官徵文》一篇，从文字资料方面缕举《周官》在先秦就已存在的六个证据。孙诒让撰《周礼正义》，仍以此书为周公所作。至三十年代，郭沫若著《周官质疑》一文，钱穆撰《周官著作时代考》，考订《周礼》为晚周时物，非周公之作，亦非刘歆所伪，真相逐渐大白。顾颉刚这时的意见亦有所转变，认为“是（战国时）法家的著作，和西汉儒家思想绝不相同”（4）。其弟子刘起则具体考证《周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