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会五个字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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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只会五个字的院士      她没有上过大学，也不知道什么是“院士”。她一生只学会写5个字，却被香港大学授予“荣誉院士”。她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44年如一日地为学生做饭、扫地。在颁奖台上，这位82岁的普通老太太被称作“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是“香港大学之宝”   袁苏妹从没想过，在自己漫长的生命中，也有可能站在舞台中心。2009年9月22日，当香港大学向她颁发荣誉院士那一刻，这个82岁的老太太，“看起来神气极了”。她被安排压轴出场。   这一天与她同台领奖的，有汇丰银行曾经的行政总裁柯清辉、香港富豪李兆基的长子

2、李家杰，以及曾获铜紫荆星章的资深大律师郭庆伟。     与这些政商名流相比，这位老人的履历显得异常单薄:学历，没读过小学，除了自己的姓名，她当时还不会写其他字；工作经历，从29岁到73岁，在香港大学的大学堂宿舍先后担任助理厨师和宿舍服务员等职。   这场历年完全以英语进行的典礼，此刻因她破天荒地使用了中文。香港大学学生事务长周伟立先用英语宣读了写给这位老人的赞辞，接着又以广东话再次致辞。直到此时，从未受过教育的袁苏妹才听懂，颁发院士的荣誉，是为了表彰她“对高等教育界作出独特的贡献，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   如果不是

3、那一身黑绒红边的院士袍，她看上去实在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太太。她走路很慢，弓着背，一副典型的老态龙钟的模样。然而在港大人眼里，这个矮小的女人形象“高大”得近乎“一个传奇”。   有人开始称她为“我们的院士”，但她显然更喜欢另外一个称呼——“三嫂”。因为丈夫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三嫂这个称谓被港大人称呼了半个多世纪。   “三嫂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很多宿舍旧生都会满怀深情地说出这句话。当然，就像描述自己母亲时总会出现的那种情况，这些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的旧生，能回忆起的无非都是些琐碎的小事。   今年70岁的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副行政主

4、席梁乃鹏还记得当年考试前“半夜刨书”，三嫂会给他煲一罐莲子鸡汤补脑。已经毕业15年的律师陈向荣则想起，期末考试前夕高烧不退，三嫂用几个小时煎了一碗凉茶给他，“茶到病除”。    时常有学生专门跑到饭堂找她聊天。男孩子总会向她倾诉自己的苦闷，诸如不知道如何讨女友欢心之类。女孩子也会找到三嫂，抱怨男孩子“只顾读书，对她不够好”。多数时候，三嫂只是耐心地听完故事，说一些再朴素不过的道理，“珍惜眼前人”，或是请他们喝瓶可乐，“将不开心的事忘掉”等等。每年毕业时分，都会有很多穿着学士袍的学生特意跑来与她合影留念。    就连大学堂球队的比

5、赛结果，三嫂也常常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输赢都好。”她乐呵呵地说。迎接球队的总是她最拿手的菜远牛河或马豆糕。           那些大学时独特的味道，成为旧生每年聚会时永恒的话题。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人像个孩子一样夸耀三嫂的手艺:“你知道吗，大西米红豆沙里面的西米直径足有1厘米，好大一颗！”    很少有人知道，为了将这些“大西米”煮软，三嫂要在灶台前站上两个多小时。为了让红豆沙达到完美，她只在其中放新鲜的椰汁。而蒸马豆糕时，为了让它“有嚼劲”，她必须用慢火煲1小时，“不停地用汤勺搅拌”。     然而自从上世纪70年代安装

6、心脏起搏器以来，三嫂再也无法继续在厨房工作了，这位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从此转做清洁工。男生们历来喜欢在饭堂开派对，每每狂欢到凌晨两三点，尽管这早就过了三嫂的下班时间，但她总是等到派对结束，再独自进去清理地板上的啤酒、零食和污渍。     那个在凌晨的饭堂里独自拖地的驼背老人背影，让许多学生总“不敢忘记”。     直到今天，小女儿卫锦璧还记得妈妈“见学生比见家人的时间还多”。尽管竭尽全力工作，三嫂一家当时的生活仍然十分拮据。她因不舍得花钱坐巴士，有时竟会提着40只鸡从街市一路走回山上的大学堂。     虽然父母都在食堂工作，但卫

7、锦璧兄妹自小很少沾光。有时，三嫂会带回家一包切三明治剩下的面包皮，全家人的晚饭就是用热糖水泡面包皮。偶尔，猪油拌白米饭也能当一顿晚餐。    不过，这些记忆却在老人头脑里慢慢开始模糊。经常，她能记起自己29岁那年进入大学堂工作的情景，却怎么也说不清自己哪一年退休。     眼下，她最害怕自己患上老年痴呆症，担心不能像现在一样，“记得每一个宿舍旧生的名字”。直到今天，每次受邀参加旧生聚会，就算有人已经移民十几年刚刚回港，她也能一下叫出那人的名字。     “这个是大律师，这个是做生意的，这个是眼科医生。”翻开相簿，她就像介绍自己的

8、孩子一样介绍这些学生。她甚至记得一名只在大学堂住过3个月的北京教授，对方曾邀请她一起“打太极拳”，她“怪不好意思地”拒绝了。     今年已经67岁的香港赛马会主席陈祖泽，在三嫂的眼里“好文静”，仍然是个“乖仔”。被授太平绅士的梁智鸿，大学时总是“穿着整齐才进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