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左翼文学(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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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舍与左翼文学(1926内容提要：老舍与左翼文学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老舍的价值取向与进步文艺界的革命诉求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他并不认可革命文艺界的一些观点和做法。1933年以后，他开始正视左翼文学的存在合理性，并在抗战历史背景下与左翼文艺界实现了异中求同的“聚合”。　　关键词：老舍　市民文学　左翼文学　　　　老舍早期写作生涯的开端和高潮，当以1926年出版的《老张的哲学》与1936年发表的《骆驼祥子》为重要标志，老舍也因其对市民世界的成功描写而成为20世纪30年代市民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不过，无论是从历时还是从共时的角度来看，老舍的创作都不可避免地与左翼

2、文学的发生和演进形成了复杂的绞缠关系。相比于“文协”时期及1949年以后，1926至1937年间老舍与中国革命或左翼文艺界的接触并不多，但其创作上的艺术成就和思想局限以及由此衍生的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都与左翼文学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而这恰恰是学术界关注不够的地方。当然，如是说并不等于要把老舍定位为一个左翼作家，而是强调老舍与左翼文学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市民文学和左翼文学的现象界，且老舍早期创作中的复杂心态、矛盾困惑乃至后来的悲剧命运都需要参照左翼文学周围的意识形态冲突、文化观念歧异乃至政治权力斗争才能得到更为合理的阐释。　　　　多元的创作理路与进步文艺界革命诉求的“

3、合谋”　　　　在某种意义上，先进的现代知识分子多是改造国民性论者，而老舍坚持文化启蒙、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努力及其背后潜隐的民族国家关怀精神，与“五四”知识界和30年代左翼文艺界是一脉相通的。我们知道，青年老舍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内忧外患、民生多哀、军阀混战的时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改造社会和世俗人心的焦灼情绪使老舍的创作心态很复杂，他说他起初“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地去看世界”。这意味着老舍的价值观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深沉的民族国家关怀情愫使他形成了多元的创作理路。　　近现代以来，现代化浪潮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侵袭着中国社会等诸多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市民阶层发生了

4、明显的变化，这就引发了老舍的第一条创作理路：“笑”，或曰嘲弄、讽刺那些新老市民的可笑之处。一方面，老市民无法适应社会、历史、文化的现代变迁，思想观念还停留在过去，因愚昧落后或不合适宜而产生了很多“笑料”，如老张(《老张的哲学》)、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太太(《牛天赐传》)、钱掌柜(《老字号》)等；另一方面，新市民力图追赶时代潮流，但并不理解现代性的真正内涵，结果流于浅薄的模仿，同样制造了很多“笑料”，如小马(《二马》)、张天真(《离婚》)、文博士(《文博士》)等。“五卅”运动以后，当“革命”成为压倒一切的浪潮，青年老舍却向更为深广的文化和心理层面进行

5、文学探寻，并形成了第二条创作理路：讥讽激进运动中的凶徒，恶嘲劣根性深重的都市市民。在老舍那一代人看来：倘若不变革中国的文化模式，不重建民族的文化心理，一切改革都将流于浮面。缘此，老舍讥嘲了那些自私自利、不务正业、钻营堕落、阴险恶毒、祸国殃民的“坏人”(包括所谓的革命者)，如赵子日(《赵子日》)、马裤先生(《马裤先生》)、老王(《柳家大院》)、尤老二(《上任》)、夏老者(《柳屯的》)、大蝎(《猫城记》)等。同时，怀着对美好人性的憧憬和建构理想人物的意愿，老舍又整理出了第三条创作理路，即歌颂、肯定和赞扬那种“不理想的理想人物”，如赵四(《老张的哲学》)、李景纯(《赵子日》)

6、、李子荣(《二马》)、李先生(《离婚》)、黄学监(《大悲寺外》)、黑李(《黑白李》)、沙子龙(《断魂枪》)等，这些人物都有一些缺点，但他们身上存有的勤劳质朴、舍己为人、铁骨侠肠、爱岗爱国等高尚品格更令人激赏。　　深入探究老舍笔下的人物情状及其作品的复杂内涵，我们不难发现，其“笑”、“骂”、“赞”三条并行不悖的创作理路所引发的看似错综复杂的“文本生态圈”，内里其实包含着老舍对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认可、生发和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这导致老舍前期作品具有浓重的启蒙色彩、文化批判意味和建构理想人物的价值取向，从而与当时进步文艺界的革命诉求(如对封建文化、黑暗社会和不合理制度的

7、抨击)形成了潜在的“合谋”局面。　　　　市民文化的反思与伪革命性的批判　　　　老舍是新文艺阵营中的一个启蒙者，但其复杂的生活经历和对市民世界的成功书写使他成为“五四”新文学和左翼文学传统之外的一个“另类”。老舍在伦敦读书时看过英国国民是如何对国家尽责的，也知道欧洲文化对欧洲现代化工程的助进作用。在比较东西方文化作用和国民意识的视野中，在对中国民众的失望和对本土文化的反思过程中，老舍很自然地变成了一个反省、批判中国国民性和市民文化的急先锋。　　老舍作品的启蒙色彩和批判意味很强，如《老张的哲学》、《二马》、《赵子曰》、《猫城记》、《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