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分期与文学观念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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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史分期与文学观念的演变.【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原刊地名】沪【原刊期号】200206【原刊页号】17～19【分类号】j3【分类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0303【标题】文学史分期与文学观念的演变【英文标题】divisionofthehistoryofliteratureandchangesofliteraryvieodernhistoryofliteratureinthepasttthemay4[th]neodernitystandardsstartingattheturnofthecentury,andhumanbeingmodernit

2、ystandards,akesthedivisionofthehistoryofliteratureBEeaplicatedacademicissue.【关键词】文学史/文学史分期/现代性/historyofliterature/divisionofthehistoryof　literature/modernity【正文】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0257-0289(2002)06-097-003　　由《复旦学报》发起的文学史分期讨论的专栏已经进行了两年，除了其中有三期是关于文学古今演变的话题外，其余都是围绕了文学史分期的研究和讨论。这

3、个栏目本来是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阶段的文学史现象，两位专栏的主持人也都分别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领域里成为学科带头人。在第一期的开场白里，主持人明确批评了“以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习惯以朝代分期”的传统思维模式[1]，意思也是想引导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规律作出某种新的分期的探讨。可是很奇怪，在专栏里所发表的论文内容，大多数是围绕着20世纪百年文学而展开，而古代文学的分期问题除了有个别的学者提出“近世文学”的概念外，没有进一步涉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意想不到”(注：章培恒、陈思和《＜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序》，复旦出版社2

4、001年出版。主持人解释其原因是因为2001年正好是新世纪的第一年，所以“吸引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新世纪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学阶段的到来。”)的结果?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学史为什么需要分期?一般来说，讨论文学史的分期必然地包含了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视角的改变。如果意识不到这种改变，那么文学史只是一种文学资料的自然排列，无以成史。《复旦学报》设专栏讨论文学史的分期，也许无意中印证了这样一个时代的需要：新的世纪来临，20世纪文学自然而然有了一个结局，那么，无论继往，无论开来，都需要对此有一个总结和了断，总结是为了更加认清过去一百年文学的性质和特点，而了断则为了告别上一

5、世纪的文学而开创新世纪的新格局(我注意到，专栏里有好几篇文章都是讨论90年代是否能够成为现代文学的下限，也就是反映了这种急欲创新的心理)。其讨论的潜在目的仍然受制于社会性的传媒炒作的话题，仍然体现在文学以外的社会功利性目的上，对文学自身的规律关注不够。这么说来，如果讨论文学史分期是意味着文学观念和文学史研究视角的变化，那么，这次专栏所讨论的话题由整个中国文学史分期的缘起到归于20世纪文学史的分期讨论(注：这场讨论原来的专栏为《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其中有一部分论文汇编成论文集出版时改名为《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表明了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

6、还远未自觉到文学观念改变的需要。虽然目前的教科书市场上文学史著作汗牛充栋，但大多数还是停留在人云亦云的抄书水平，很少有学者曾留意于建构新的文学史框架和探讨文学史内涵。在这个意义上看，不仅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从人性的角度来探讨文学规律和分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这次文学史分期讨论的专栏开设，也确实有某种前瞻性。　　章、陈两位先生主持的文学史分期讨论的专栏虽然没有能够进一步激起学术界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史研究视角的变化转换的关注，但仍然前瞻性地提出了新的问题。因为，把话题集中在对20世纪文学史分期的讨论本身也说明了一种学术的趋向，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世纪

7、之交的时代传媒的烙印，但也包含了学术界对过去这一世纪文学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的比较彻底的反思。这个反思可以追溯到上一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提出，最初提出这个口号自然更多是包含了政治上正本清源的性质，但是不能否认，拨过于强化文学史的政治性和党派性之乱，自然包含了返回文学史的历史性和审美性之正途[2]。因此，从当时的一些文学史讨论来看，在现实功利的背后仍然依托了学者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史研究视角上的新的认识。　　1985年“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起先不是方法论的，而是一次旨在消解近现当代文学学科界限的学术革命。之所以称作“革命”并非耸人听闻，因为这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