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夜的政制与宪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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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战前夜的政制与宪法讨论自1933年12月起，胡适和《独立评论》的同人们讨论政制问题，参与者包括蒋廷黻、吴景超、常燕生、丁文江，以及在《东方杂志》撰文的钱端升等人，他们从1934年1月起为《大公报》写“星期论文”。讨论断续将近一年，胡适在12月9日为《东方杂志》撰写的《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他的一个小结。在逐一反驳了蒋廷黻、钱端升等主张专制或独裁的观点之后，胡适说：“在这一年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党部人员公然鼓吹‘领袖独裁政治’，而一方面又是政府郑重地进行制定宪法的工作，

2、正式开始所谓‘宪政时期’。已公布的宪法草案，是经过一年的讨论与修正的结果，这几天就要提交五中全会去议决了。然而‘领袖独裁’的喊声并不因此而降低。”他注意到此前10月20日北平出版的《人民评论》第57期有《斥胡适之自由思想》，就公然主张领袖独裁制。同一期另有《为五全大会代表进一言》一文，其中建议：“即由党产生党魁以宣布独裁，既不必再循训政之故辙，亦不必急于召开空洞无物、徒供军阀政客贪污土劣利用之国民大会。”正当他为此感到不解之时，11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盖中国今日之环

3、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同日，蒋发表答复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谈话中也明确：“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那一刻，汪、蒋握手言和、公开承诺不走独裁之路，至少给他带来一些小小的鼓舞。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此文还未刊出，另一轮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又在《大公报》揭幕，这一天胡适发表了《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人民及社会团体间，依法享有言论结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则政府必当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对于汪蒋通电里提出的

4、这些原则他深表赞赏，认为通电中用“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一语，要比宪法草案中用“依法”和“非依法律”一类字样清楚多了。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汪、蒋通电前后几天，就有无制服、无公文的人员到北大东斋搜查并在路上拘捕学生，清华文学院长在办公室被无公文的人员拿出手枪来逮捕。老朋友丁文江读了此文和他在《东方杂志》上的文章，1934年12月18日在《大公报》发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文，他不同意胡适关于“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的说法，认为“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

5、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丁文江直言：“汪蒋两先生尽管通电来说独裁政治不是必要，而事实上国民政府何尝不是变相的独裁，不过不是蒋廷黻、钱端升两先生理想的独裁而已。岂但我们的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不久或者要遇着空前的经济恐慌。在没有渡过这双重国难以前，要讲民主政治，是不切事实的。”因此他主张往“新式的独裁”路上努力，第一步就是“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这当然是胡适不能同意的。这一轮的讨论比上一轮要深入，吴景超、张奚若、丁文江等见解不同的文章在《大公报》作为“星期论文”发表，有的由

6、《独立评论》转载。《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也刊登了张佛泉、陶希圣、陶孟和、陈之迈、吴景超等人的讨论文章。12月30日，吴景超发表《中国的政制问题》，清晰地将这个问题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政治?是独裁政治还是民主政治?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第二，我们愿意要有一种什么政治?这是一个价值的问题。第三，怎么就可以达到我们愿意要有的政治?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对这三点，他的看法是，“中国现在的政治，是一党独裁的政治，而在这一党独裁的政治中，少数的领袖占有很大的势力。”他认为这一点不单在野的

7、人有许多这样看，就是在朝的人也是同意的。“关于第二点，因为包含一个价值问题，所以意见就分歧了。”他表示与胡适一样赞成民主政治，“我个人赞成民主政治的理由是很简单的：第一，民主政治是理智的政治，谁能够说服大众，谁就可以当权;第二，民主政治是自由的政治，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赞成政府，或反对政府，都有充分发表的机会;第三，民主政治是和平的政治，假如我们对于政府不满意，可以提出我们的主张来，以求民众的拥护，假如民众赞成我们，我们便可上台，不必流血，不必革命;第四，民主政治是大众的政治，凡是公民，都有参政的权利与义

8、务，民众与政治，可以打成一片，没有统治者与被治者的分别。”据他观察，“中国的智识阶级多数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国民党在理论上也是赞成民主政治，不过觉得实行民主政治还没有到时候就是了。”对于技术上的问题，他认为，要努力在中国的环境中培植民主政治的条件，“这是和平的——同时却是很吃力的——工作，大部分可以用教育的方式完成的。”如何用教育方式来完成?他没有展开。“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1935年1月20日，陈之迈在《独立评论》发表《民主与独裁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