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干士风及其才调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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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咸干士风及其才调歌诗【内容提要】咸通、干符（860—879）二十年间是唐诗发展的一个特殊的阶段。其时世风奢靡，士风放诞，人际情感斑驳而狂乱，诗人们大量创作情爱诗，“今体才调歌诗”汇成一股大潮，在五音繁会的唐音中成为极富新鲜感和刺激力的余响。这些才调歌诗，真爱内蕴不足，艺术上也缺少月锻季炼，而颇多放诞和谐趣、俗情和俗态。从一定意义上说，咸干才调歌诗的涌现，表明了文学创作重心下移对传统诗歌创作观念的解构。诗人们认同了娱乐性而非载道和唯美性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已将诗从言志的本位推向了与娱情的歌、词相连的边缘。这种边缘化的倾向既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也是

2、唐代诗文化自身运动的必然结果。在唐代诗歌中应当加强对晚唐诗的研究，这已经为学界所认识。其实晚唐诗研究的薄弱环节尚不在会昌至大中间，而在宣宗以降的中后期。进入咸通年间，晚唐初期那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便永远逝去了，同时逝去的还有晚唐最著名的一批诗人。仅大中六年至咸通初姚合、张祜、顾非熊、赵嘏、杜牧、李商隐、许浑都相继去世，群星陨落，诗界顿时失去了桑榆丽霞的光辉，而在会昌和大中年间刚刚走上诗坛到咸通以后成为创作主导力量的一批诗人，除极少数以外，似乎都已失去了开辟的胸襟和原创的智慧。这批诗人努力地追随他们的前辈作家，推衍其流，虽难以在“大判断”上取得突

3、出成就，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所获得的尽是“小结果”。宣宗以后情爱诗汇成了一股大潮，在五音繁会的唐音中成为极富新鲜感和刺激力的余响，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创作现象。这股情爱诗湍流在咸通、干符年间最为汹涌激荡，黄滔曾云“咸通、干符之际，斯道明，郑卫之声鼎沸，号之曰‘今体才调歌诗’。援雅音而听者懵，语正道而对者睡”①。“才调”本泛指才子之诗，而这里的“今体才调歌诗”则指咸、干之际（860—879）二十年间一批诗人专写风情的绮艳创作。本文试图对这种沉湎于异性情感，以诗笔自证风流的“今体才调歌诗”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和创作思潮的意义作初步阐述，以揭示唐诗

4、最后历程的一个侧面。一、咸干之际的社会风尚和士人风气某种文学现象的产生总有一定的社会嬗变和文学发展演进的背景。咸干才调歌诗的大量涌现自然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一方面它是中唐以来诗词、小说等各体文学性潮情海的衍流，一方面是晚唐社会风尚和士人风调的反映。唐诗中，进一步说在唐代文化中都激荡着一种少年式的浪漫，戏马上林，博猎游冶;折桂事功，屈指公卿;任侠使气，誓死赴难;纵横边塞，效国报恩……都体现出开元以来的士人孟浪炽烈的青春豪情。然而时至晚唐咸干时代，“醉卧沙场君莫笑”的那种风流潇洒消失了，“猛气英风振沙碛”的英雄主义气概也悄然隐遁，虽然通脱跳跃的

5、生命情感仍然存在，独立自由的时代精神还在流动，但已经成为一种别样异量的存在，一种颓然自放的流动。这一阶段在社会风尚和士人行为方面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是士风狂诞无禁。开成至大中朝，士人不拘细行，放诞调笑已成为比较普遍的风气，杜牧公开问妓，狂言惊座，旁若无人;张祜上自公侯贵卿，下至村妇酒徒一概戏慢;李宣古谑浪不经，凌铄所遇，受辱而略无自惭，都表现出文人风调的变化。裴諴、温庭筠这对友人才子式的狂诞更一直是文学史上的佳话，而温庭筠堪称最典型的狂者。《唐诗纪事》卷五十四记载:“温亦有言云:‘中书堂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宣宗好微行，遇于逆旅，温

6、不识龙颜，傲然而诘之曰:‘公非长史、司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参、簿尉之类?’帝曰:‘非也。’谪为方城尉，其制词曰:‘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补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竟流落而死。”这里记载的对宣宗的大不敬是不自觉的，然而联系其“多为邻铺假手”，具有明显主观故意的科场犯禁来看，这种大不敬及其后果又是深心傲慢放诞的必然结果。对于他的“罕拘细行”，虽有“识者鄙之”，但事实上一般文士并不把这看得如何严重，而当他因狂放而被黜时，人们更多的给予的是同情，“文士诗人争为辞送”②便是明证。至咸通、干符间，

7、士人在“大道将穷阮籍哀”（李咸用《途中逢友人》），“公道算来终达去”（杜荀鹤《长安春感》）的世纪末的暗淡中，有的从失意走向绝望，有的将激愤化成狂诞，后者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咸通九年进士郑仁表以门第文章自负，尝云“天瑞有五色云，人瑞有郑仁表”，其“傲纵多所陵藉”，狂态开张，使“人畏薄之”③，与会昌、大中间诗人相比真有后来居上之势。在“酒逸吟狂轻宇宙”（韩偓《三月二十七日自抚州往南城县作》）的狂者中，皮日休是又一个典型，《北梦琐言》卷二载其“醉吟先生”之号，《酒箴序》自述其鹿门生活云:“皮子性嗜酒，虽行止穷泰非酒不能适。居襄阳之鹿门山，

8、以山税之余，继日而酿，终年荒醉，自戏曰‘醉士’。居襄阳之洄湖，以舶载醇酎一甔，往来湖上，遇兴将酌，因自谐曰‘醉民’。于戏!吾性至荒，而嗜于此，其亦为圣哲人之罪人也。”④同样以酒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