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周翰的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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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杨周翰的比较文学　　众所周知，杨周翰先生生前主修的是外国文学，或更为具体地说，是主修西方文学的，他通晓多种西方语言，熟谙19世纪以前的欧洲文学，尤其对文艺复兴时期至17世纪的英国文学有着很深的造诣和研究。这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比较文学学者在涉足这一领域前必须具备的资质和条件。此外，由于他早年打下的深厚国学功底，他对比较文学也就有着天然的爱好。即使在他专门讨论英国文学的论文中，读者也不难窥见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独特的中国视角，这也正是他高于不少同时代学界同仁的地方。　　他深深地知道，要想涉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首先应在某个国别文学领域打下扎实的基础。正是抱着这个目的，当年成绩优

2、异、并已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研究院的杨周翰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在英国牛津大学重新读一遍本科。这对于一般急功近利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他在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时依然不无自豪地说道，事实证明，我当时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确实，他在英国留学时，就密切关注当时英国文学界的学术动向和理论批评风尚，并且广泛涉猎了中古英语文学、古希腊罗马文学、现代欧洲文学、艺术、美学、文化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知识。他在1949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后，曾一度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帮助整理汉学资料，这一切都为他日后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就需要这样一种厚积薄

3、发式的积累，而很多人之所以难以在这一领域内崭露头角，恰恰就在于这方面先天不足。我们都知道，在当时的欧洲，研究比较文学实际上仅仅限于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文学之间的比较，明显地带有深深的欧洲中心主义烙印，这自然会对杨周翰的比较文学观有着一定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返回祖国，长期从事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教学工作，并于上世纪60年代领衔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两卷本《欧洲文学史》。在西方学者看来，他的这些研究无疑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而且确实，他所编辑的这部《欧洲文学史》带有深深的中国学者研究的烙印。这也正是他日后受到西方同行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比较文学，顾名思义，就是跨越国别/民族的

4、界限和语言界限的文学之比较研究。即使是公认的比较文学大师勃兰兑斯，在其巨著《19世纪文学的主流》中，所涉及的也仅限于欧洲主要国家(英、法、德)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杨周翰对此并不满足，他始终认为，自己既然是一位中国学者，从事比较文学就不能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泥淖，而必须立足中国的民族土壤上，必须有一颗中国人的灵魂，也即决不人云亦云，跟在前人或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在他看来，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学，必须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独特眼光来审视西方文学，并且不时地以自己国家的文学作为参照，加以比较考察，这样就会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得出与西方学者不同的结论。中国的比较文学之所以要跻身国际学界并且

5、之所以能得到国际比较文学界同行的瞩目，其关键就在于此。他在临终前的最后一篇长篇英文论文《论欧洲中心主义》中的不少观点，实际上就体现了他一生的学术思想之总结。改革开放的年代无疑为杨周翰提供了宽松的文化学术氛围，使这位几乎挣扎在病床上的中老年学者又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他接连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对当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文学翻译和教材编写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国内同行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83年出版的《攻玉集》主要收入了他在拨乱反正前后写下的10篇论文，这些论文大多是探讨西方文学的，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显示了他那广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扎实的中西文学和文化功底，以及点到即止而非奢

6、华艳丽的行文风格。这本书的一大特色就在于，他此时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传统的文学观念已经很难适应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需要，因此必须以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予以更新，其途径就是要对20世纪以来的外国文学理论思潮、流派、文学和文化现象以及作家作品进行全面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决不能止于纯客观的介绍，而应带有中国学者独特的批评性分析。　　《关于提高外国文学史编写质量的几个问题》一文原为1978年11月他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的发言。针对当时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刚刚开始恢复的情形，杨周翰以文学史的编写为切入点，着重就实事求是地估价外国文学、贯彻历史性、提倡比较法、作家的介绍和作

7、品的分析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当时，比较文学的价值和作用尚未被人充分认识到，因而针对人们对比较文学的种种非议和误解，杨周翰一针见血地指出，比较文学不联系社会生活当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作为一种方法，可以研究。这一学科尽管有不同流派，各国也有所不同，但有些共同的主张，这种共同点就在于，在相互比较之中发现一些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比较文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进入了世界文学的高级阶段。虽然当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之概念也许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在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