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关张的人神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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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关张的人神之变刘备、关羽、张飞是人也是神。考察他们由人变为神的异化过程，探讨其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鉴于关羽不仅在与刘、张的异化过程中，有其特殊性，而且后来成了众神之神。为了论说方便，我们先说刘备、张飞，再论关羽。　　刘备出身贫寒，“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虽然他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藉以打出汉室正统的王牌，但家中连谱牒都没有，祖爷爷、祖奶奶的世系都排列不出，充其量不过是个没落王孙。后来武靠关羽、张飞、赵云等哥儿们的奋勇拼杀，文靠孔明的安邦定国，才成就了蜀国大业。章武三年四月（公元

2、223），他在白帝城患痢疾，并引发它病而驾崩，正史载谓“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1]“汉主殂于永安，谥曰昭烈。”[2]并无异象，与常人之咽气伸腿，无不同。但是，后人没有忘记刘备。陈寿评价他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清代川湖总督蔡毓荣谓“昭烈百战之余，屡遭踣踬，翱翔翻飞，卒成帝业……昭烈君臣微独岸视三国，要非三代以下所能并驾比肩者也。”[3]这些都道出了刘备由人变神的原因之一，是国人精神深处的英雄崇拜传统。刘备成神的象征是雄踞庙中，血食一方，在香火缭绕中接受世人的磕头作揖

3、。但这一过程的完型，经历了六百余年。在刘备的故乡涿县楼桑树，直到唐昭宗干宁四年（公元897）才盖起了昭烈庙。此时，已是唐代末年，大唐李姓江山，风雨飘摇中岌岌乎殆哉，忠义精神成了某种社会需求，这应当是昭烈庙拔地而起的重要原因。其后金代承安（公元1192－1200）年间重修，明代宏治二年（公元1489）再修。[4]值得注意的是，庙中的塑像，不仅配以关羽、张飞，而且“像不君臣坐立，而兄弟列，像其侧陋时也。然昭烈王者服。”[5]这些塑像是否唐代始塑时即作此状，还是明代再修时立此形象？不得而知。但是，突出所谓“桃

4、园结义”精神，或者正史所述的刘备与关羽“寝则同状，恩若兄弟”[6]之情，无疑富有人情味，更能迎合民众的心理需求。在刘备寿终正寝的白帝城，何时始建昭烈庙？清修《奉节县志》说，“考旧志白帝城昭烈武侯关张皆各有庙，隋唐无碑碣可稽。”不过唐代奉节就有昭烈庙，而且要早于刘备故里涿县。杜甫的《谒先主庙》诗谓：“……旧俗存祠庙，空山泣鬼神。虚檐交鸟道，枯木半龙鳞。……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7]此诗原诗曰“刘昭烈庙在奉节县东六里。”成都应当是最早建立昭烈庙之所在，杜甫的名诗〈登楼〉谓：“

5、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道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8]作为神的刘备，至明朝以后，影响大增。这是因为刘、关、张合祀的“结义楼”、“三义庙”，越来越多，几乎遍及全国。如云阳的“结义楼”，都御史孙需有诗谓：“伟哉一（丈）夫，义结三兄弟。气量吞孙吴，威武压吴魏……英风尚凛然，千古良不愧。”[9]涿县的“三义庙”，建在涿县鹿驿后。[10]“而北京从明至清末，建有不少三义庙，一在东城，一在崇文，一在宣武，一在房山，还有三座在海淀。”[

6、11]正史在这样的氛围下，刘备的亡灵，增加了不少神秘的光环。嘉靖中，道路相传，在涿县昭烈庙旁，有个王姓农夫，家有石磙，传自上世，“忽有贾胡过视，欲购以十金，其家疑不听。贾既去，其兄弟以失价相诟，斧破之中空，涵水一盂而已，清冽异常。不省所用，置神堂，婢窃饮之，数日肤润面腴，发黑如漆，通知未来事。”[12]后来，风声越传越大，引起朝廷干预，构成冤狱，王氏兄弟“坐妖妄，论死”，所幸隆庆中巡按贺一桂“以怪异恍惚，奏免得释。”[13]这样的咄咄怪事，倘若刘备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大感意外的。历史上的孙夫人，是个高度

7、政治化的人物，祝秀侠先生综合《三国志》赵云、法正等传的记载，称她“进退自如，声势显赫，总没有辱没国家所给予她的使命，由于她的来蜀，几乎使内廷受到威胁，刘备惴惴不安”。[14]不难想象，刘备与这样的老婆同床共枕，又能为欢几何，他们结缡三载，她始终未孕，个中消息不难想见；而至建安16年（公元211），她回东吴后，就一去不复返，据顾炎武考证，“孙夫人自荆州复归于权，而后不知所终。”[15]清初一位考据家杭世骏，认为此说“极是”。[16]但是，从宋至明，芜湖西南江中的蟂矶上有孙夫人庙，又有“灵泽夫人庙”、“焦矶

8、娘娘庙”，谓孙夫人自沉于此，亦说溺水而亡。其实，恐怕这是刘备被日益神话的副产品，本着夫贵妻荣的世俗原则，刘备既已成了神，孙夫人也应当成神，让她在江上的庙里看日出日落，潮涨潮退，大江东去，英雄折腰，香火缭绕中受世人顶礼膜拜，自然比不知所终、默默无闻有戏多了。这种社会心理是不难理解的。　　张飞死后，很快就有了庙宇。嘉靖《云阳县志》卷上载谓：“张桓侯庙：在治江南飞凤山隅，汉末建。元顺帝敕修。国朝重修。嘉靖18年知县杨鸾、主簿张一凡重修。”而宋代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