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永玉的“中国式独立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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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黄永玉的“中国式独立品格”一、问题的提出　　　　应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从反抗被殖民地化的“主权的中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经济强盛的中国”，以及近年在全球化语境中被强化出的“文化上独立的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的中国”等主张的提出，均昭示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如何在与西方和东亚各国的关系中体现自己独立品格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首先构成对传统中国“大同式天下”观和“依从性个体”观的挑战：以漠视“个体权力”、“勃发的生命力”与“可突破任何规范和常识的创造力”为前提的儒家哲学，其所讲的“修齐治平”的“天下仁爱”，在晚近以来西方的经济、文化的文武兼施的侵略中被边缘化了，

2、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致使今天的中国不得不正视西方的资本主义而走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道路，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反思忽略这“三种力”的“天人合一”文化哲学所存在着的局限。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从属群体的要求，与其自身在全球化格局中作为“国家个体”、“文化个体”，也通过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在不知不觉中从属着西方的体制、观念乃至思维方式，在文化上依然过着“宗西方的经”（1）的生活而不自觉。即便有“中华性”、“本土性”等概念的提出，也多停留在“审美愿望”的层面上，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呈现出“虽然焦虑而又不得不如此”的生存状况……这些状况均说明无论是“忽略个体独立的天下”还是“膜拜参

3、照他者的个体”，都不可能承担“文化上独立的中国”之建立的使命。另一方面，以西方宗教精神为张力的“西方式独立”观，因为强调“个体权力至上”、“个人与社会和理性的冲突”等“对抗性”的理念，又因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跨度过大”而缺乏如何转换的理论论证，这使得用西方“独立观”批判中国传统“从属观”的主张和实践，虽然在百年的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常常被美化为“孤独的抗争”（2），但是因其情感成份大于理性品格的局限，还是使这种努力越来越受到学界的怀疑。尤其当这样的怀疑与“中国能否走西方式的征服世界的道路”之质疑同步后，问题就转化为一个在独立问题上有没有理论原创性研究的提问。　　我还想说明的是，因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4、受“启蒙的思想和观念渴求”之阈限，急于找到解决中国富强的“思想钥匙”的功利性太强，难以突破“寻找现成的真理”之模式，所以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把西方“自由”与“独立”的理论作为“依附对象”而沉浸在西方不同知识的转换中乐此不疲，尚不觉得其中有什么问题。一旦这些西方理论在中国化运用中暴露出“文化错位”与“价值强求”（3）之问题，不少学者也习惯于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去“寻找出路”。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热”到90年代的“国学热”，可以充分说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养成了“在中西方现成的观念中过选择性生活的习惯”，而从来不会去想在这些观念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可供我们进行现代提炼的独立性的

5、人格与事例，更没有想到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实践个案中去提取“难以被传统思想所说明”的内容，为理论的“中国现代创造”奠定新的基石。如果说，这种“从一种观念、知识到另一种观念、知识”的研究状况，在有纯粹思辨和批判能力的西方，可以形而上化而不影响他们的“纯粹概念之创造”的话，那么，在缺乏理论推演、思辨和批判能力的中国学者中，在很容易把西方形而上概念作为工具服务于我们现实目的的文化启蒙中，这就不仅很容易造成中国学者“知识堆积”但“问题如山”的尴尬而茫然无措，而且会复活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道家情结——理论就是与现实问题无关的“知识之游”。由于知识转换的“兴奋感”远远优于知识能否面对“中国问题”的“焦

6、虑感”，这就必然会出现中国学界的从“理论的实践性无力”到“理论的知识化自娱”之恶性循环。不少学者之所以不愿意深思造成这样状况的原因，正在于我们满足于“知识之游”而不具备“从知识之外的现实中创造出来”的理论意识和冲动。　　所以我的方法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由于艺术家的生命、情感和思想资质，常常可以松动理学、道学和西学的束缚，作家和艺术家独立自由的品格，可能就会比其它文人与士大夫更容易展示出来。尽管在现代中国理性建立的意义上，艺术化的“独立”与“自由”，很可能在内容上蕴含着需要予以现代中国学者理性改造的问题，但作为“中国式观念”生长的土壤，我认为像当代画家黄永玉，是中国学术界都已有研究、但并没有从“

7、原创角度”去思考的一个作家，其中隐含着“中国式独立”的内涵与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二、黄永玉的政治实践　　　　所谓“中国式独立”，在中国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与文化、文学关系密切的国度，是首先表现为个人与政治的“尊重而不限于”的特殊关系的。这种关系既非西方式的“二元”“对抗论”，也非中国传统“独善其身”、“安于学问”的“无关论”，而是一方面以他的“真的人的交往原则”来穿越现有的“等级化的权力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