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公开之路：汶川地震的传播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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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往公开之路：汶川地震的传播学遗产关键词：汶川地震信息公开新闻公开[摘要]：在汶川地震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由此，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近年来，中国在实施信息公开公共政策方面，走过的是曲折而不确定的历程；个案的经验表明：信息公开不仅仅是思想解放，更关系到社会稳定。汶川地震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遗产，是关于新闻传播的异乎寻常的开放政策，它超出了形式意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而具有了政治文明的本质和里程碑式的意义。与以上主旨相关，论文亦总结了信息公开的“汶川经验”，并尝试提出了关于社会稳定的传播模式假说。Abstract：Duri

2、ngtheeventofentalinformationandjournalisticmanagementhasproducedgrandmunicationeffect.Therefore,thedirectionchangingoftheopennessofjournalisminChinahasbeepossible.Theseyears,Chinahasethroughadeviousandindefiniteofinformationinpublicpolicy;andthecaseexperiencehasshoofinformationancipation

3、ofthemind,butalsorelatedtoastablesociety.Themostpreciousmunicationlegacyinunication,ofgovernmentalinformationinname,butprocessingtheessenceofpoliticalcivilizationandmeaningofamilestone.Connectedtothesubjectabove,thisstudyhasconcludedtheofinformation,andtriedtoproposeahypothesisofmunicati

4、onmodeaboutsocialsteadiness.Keyofinformation;opennessofjournalism作为人类生活中一场罕见的灾难，汶川地震给我们带来巨大伤害，但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对灾难的反思，及学术思想的遗产——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都可以从中寻求到宝贵的启迪。新闻传播，也不例外。震灾所留下的最重要的传播学遗产，当属信息公开所引发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一、公开带来了什么信息公开是一个悠久的、全球性的话题。在新闻学、法学的知识谱系中，信息公开已是公理和法则，但是在中国并非一直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曾有过太多教训——比如SARS期间，因为对信息

5、正当传播的禁令，导致了天灾转化为人祸，甚至酿成社会危机和国家形象危机。学人和常人自然可以看到这一点：信息不公开，其弊猛于灾害。在SARS危机的第一周，我本人亦提出过“流言止于公开”的口号。[1]不过某些不甚贤明的管理部门一向是后知后觉，直到一个多月后，才确立了SARS危机的信息公开制度。那时，大乱已经形成；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当时的卫生部亦因隐瞒疫情成为千夫所指。幸而，在后来的松花江污染、禽流感之类事件中，政府开始逐渐汲取教训，尝试顺应信息公开的科学法则，较之以往也更能遏制流言与动乱。这次的汶川地震报道，央视、四川台以及其他一些中国主流媒体的直播、特写，成为震后全国人民获

6、取准确信息的最好渠道。国人因此感受到了信息公开透明的伟力，与此同时，信息公开也推动了抗震救灾的开展，也减少了谣言的滋生。这一切，自然都可喜可贺。在信息公开方面，这次的救灾报道算不得是历史的第一次，因为之前毕竟有SARS之类的先例可循了；如果探寻其特殊价值，那是在主动性上——与SARS不同，此次的新闻报道与信息公开，不是因为遭受重大挫折而被迫施行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其间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此次信息的公开也并非发生在第一时间。地震发生之后，有人做了搜索，只有凤凰台在播《中国四川发生大地震》的时事连线；大陆的电视台，竟然没有一家播报地震的新闻；上X查询，连国外的X络

7、上都发布了这个消息，而我们自己的官方X络上仍然没有信息。在那个第一时间，我们的新闻媒体延续了审查与自我审查的好习惯：遇到灾难，都是要有上级批示之后才能报道。这里，我是要说明：信息公开的法则在中国，即使在传媒的管理者那里，也远远没有深入人心。好在，在不长时间的迟钝和迟疑之后，终于管理层和媒体顺应了民意，新闻报道勇敢地冲破了禁区。接下来就是全世界都难以忘怀的新闻场面：几乎我们知道的所有媒体都向灾区派出了记者，几乎所有重要的灾区场景都被报道。于是后来，媒体的正面作用，使得宣传管理部门完全认同了这种思想解放。其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那就是，全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