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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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宋道学与反道学之争南宋时期，人才辈出，学派林立，各种思想观念互相激荡，共同促成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其间，影响深远而又引起时人与后人高度关注的无疑是道学与反道学之争（1）。一、学术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在学术层面和非学术的政治局面上均有极生动的体现。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为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人同朱熹理学思想的斗争。薛季宣（1134一1173年）有鉴于“自附于道学者”空谈性命而“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事”，故其教人专重“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行，足以开物成务”（2），并由此而成其“主礼乐制度，以求见

2、之事功”（3）的学问。他针对道学家“言道而不及物”的认识方法，明述其“道不离器”的观点，说：“曰道曰器，”（4）又以此为基础，强调为学要切于实务，“学以致用”，教导学者“讲明时务本末利害，必周知之，无为空言，无戾于行”（5）。这种与道学相异趣的思想，到其高足陈傅良（1137一1203年）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志在经世的陈傅良，不仅继续推展其师之学，而且更深研“治体”，提出了一系列包含着要求改革当世弊政的独到见解，叶适曾称其“既深究治体，故本原祖宗德意，欲减重征、捐末利，还之于民；省兵薄刑，期于富厚。而稍修取士法，养其理义廉耻为人材地，

3、以待上用。其于君德内治，则欲内朝外庭为人主一体，君臣庶民并询选谏，而无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为盛，皆可以行于今世，视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气为荷负之，华茶润色之而已也。”（6）。薛季宣、陈傅良的注重实行实事实功实利的学术思想，素“为考亭（朱熹）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7）。朱熹及其门人同他们学术理论上的差异、分歧及由此而展开的一些思想论争，无疑为南宋儒学史上的一项颇有意义的事件。陈亮（1143一1194年）力主“皇帝王霸之学”，亦重功利、讲事功、倡实利，认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干无利，何以具四德？”（8）哲学、伦理学上，他尽

4、管认为“高卑大小”“各有分也”，但更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衣食室庐门户皆非外物，“有一不具，则人道为有缺，是举吾身而有缺也”；声色实味安佚皆“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委于命，则必有制之者而不可违也。富贵尊荣，则耳目口鼻之与四肢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则反是”。（9）因而，他以其力主的“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的思想来反对朱熹为代君的道学家所鼓倡的“存天理，去人欲”说，并旗帜鲜明地提出“王霸并用，义利双行”（10）的主张。陈亮的这种学术思想自然为朱熹所反对，朱、陈之间曾围绕着王霸疫疠问题展开过激烈论辩。朱熹依其“道统”说而以天理

5、、人欲论析历史，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所以能承继“尧、舜、禹相传之密旨”，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其王道内本天理，即其“惟有天理而无人欲”；三代之后，天理失传，汉、唐之君“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无一念不出于人欲”（11），遂使道统暗而不彰。陈亮对朱熹此论予以明确反对，他说：近世诸如（即道学者流）“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驾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他认为，王道、霸道本未必截然对立，前者完全可以通过后者来实现，如汉之刘邦、唐之

6、李世民之事功，虽“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12），而行“王道”的三代亦有“霸者”之行，如启之胜有扈氏、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而有天下等等。同样，“义”、“利”非根本对立。“利”乃“生民之利”，本于人心，为“生民”之自然需要，正体现了“义”；或者说，“人欲”正是“天理”的体现。他从这种思想认识出发，针对朱熹所谓汉、唐之君“无一念不处于人欲”之说，提出应“大其眼以观之，平其心以参酌之”，“于驳杂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进，利欲万端，宛转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13），即从汉（高祖）、唐（太宗）之“真心”看，“一念不在斯民

7、”，是以岂非三代之“天理”体现？所以，同朱熹不一样，陈亮竭力主张的是：“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朱、陈之间的这种观念歧异，还表现在他们各自对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何立身处世问题的看法上。朱熹曾希望陈亮“绌于义利并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14），而陈亮则对之不以为然，认为儒者理应以天下为己任，“穷天地造化之道”（15），做“大有为”的“英雄豪杰”，故其自谓：“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啐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

8、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16）朱熹、陈亮在十余年时间里，往返十余通书县，展开激烈论争，各自均充分阐述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