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大学精神——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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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元培与大学精神一、略说著名大学的著名与校长的关系凡一所著名大学的成长，莫不以先进的理念、有识的学者戮力一共而长期积淀作为理想结果的必要前因。而校长的责任，便在于据适时的先进的理念聚拢一帮有责任、有真识的学者，于学术与经国的两端作适宜的掂量，并分属先后，以教育家的眼光为民族的和人类的事业戮力。在中国，大学的年龄即使最大的也不过百余岁而已，而今日的办学层次便悬殊不齐如此，有时代也有现状的原因，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校长的理念以及治校的策略各有不同。在近代中国大学的成长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一批著名大学，其伊始的校长大多为学术界的名流，或具有一般教育者所不有的卓识理念与治校方案。清

2、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明确指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就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呼吁，大学当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李登辉执掌复旦大学时，为处理师生间出现的不同意见，特厘定了《复旦大学师生代表联席会议组织大纲》，确定以“师生合作，发展学校”为宗旨。张伯苓每逢新年伊始新聘教师到校，便召开新教师茶话会；逢年过节，他与夫人邀请教师及夫人聚会联欢；每学年完毕，惯例宴请全体教职人员，以酬谢大家一年的辛苦。梅贻琦和蔡元培深识办学理念与发展方向的重要性，而张伯苓对“安内”与“攘外”的道理理解的极其深刻。一所大学的著名，绝不是因为几个空喊的口号，违心的誓言托扶起来的，而需要校长在

3、教育的真目的下对于教员与学生以深切真诚的关怀为契机，在教员与学生的一齐的长期努力后的结果。当然，伟大的教育家的成长本身便是一部可赞歌的历程，他们往往有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学识和地位。中国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所以执掌一校最高权力的备选者，莫不以学识为第一要素。而况社会中以高等人才聚集之地，更需以超凡绝伦的人士出任了。比如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幼承家学，习经史，曾留学日本、欧洲，获得工学博士学位。他不仅精通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精通英、法、日、德等四国语言，对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简单的说，近代著名大学的著名，与一些著名的教育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4、他们本人即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素养，而具体考究后发现，这些教育家的学识往往以人文科学知识的涵养最为突出，尤其以哲学、美学、文学、史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为特色，乃至于神学、宗教、戏剧、音乐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所以近代著名的大学，往往以人文的理念为其办学的源泉，而以理工的研究作为经国的纹理。二、蔡元培进北大的前后早在1912年1月19日，身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启用教育部印信的当日即发布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5月，教育部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元培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

5、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正是清朝固执、陈旧、封闭的学术体系使蔡元培反感、焦躁，导致他在二十世纪初年采纳了革命政治，而后旅欧寻找新思想和革命的沃土。这位以读经写怪八股而登科及第的旧文人却以极大的颇力毅然决然的取缔了例行千年的经科，足见其革命的理念已在行动中开始被证明了。北大的前身是清末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既然为政府出资兴办，则其办学的理念便不言自明了，及至于民国初，北京大学实为一所“官僚的养成所”，而且在学校的管理上有很浓厚的衙门气派。蔡元培在接受北大校长一职前，即有人劝告，说北京大学“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

6、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结果是“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当然，蔡元培之所以“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毕竟有自己更为深刻的想法，这便与孙中山的鼓励有关系了，他相信蔡元培可以利用北大这个平台去影响国事。蔡元培目的也在于以教育实现救国的理想，而绝非为了政治目的，恰恰在蔡元培那里，对于官僚的厌恶，是极其痛彻的，这在他第一次坚辞北大校长的宣言中可以清晰的看见。袁世凯做了民国的大总统后，蔡元培于1912年7月辞职去了法国，表示不愿与袁政府合作。即使袁声称代表“四万万人坚留”，蔡元培也只做彬彬有礼状答道：“元培也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

7、职”。袁世凯没有办法，只好勉强同意。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民初《临时约法》，蔡元培应邀回国，受孙中山的鼓励并于同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北大的前身是清末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既然为政府出资兴办，则其办学的理念便不言自明了，及至于民国初，北京大学实为一所“官僚的养成所”，而且在学校的管理上有很浓厚的衙门气派。蔡元培在接受北大校长一职前，即有人劝告，说北京大学“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结果是“我到底服从后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