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危机与史学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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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学危机和史学发展之路央视国际2004年07月31日17:17　　在一次朋友间的闲谈中，我曾试探着提问：“史学能不能替代宗教的功能？”朋友回答说：“你要建立一个史学教？这是不可能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我当然不是主张史学宗教化，但也可见这一提法难以为人所理解，也不太确切。　　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一设想呢？因为在专业史学队伍中，多年来盛传着史学危机的观点。其实，从表面上看，史学是空前的繁荣。只要到书摊上看一看，就明白，与“史学”相关的作品琳琅满目，什么纪实文学、传记文学之类，俯拾即是。而全国各种各样的非专业人员组成的史学机构，和不太规范

2、的由缺乏专业训练的人员撰写的史学作品，也是十分庞大。我没有见到有关的统计，但我相信一定是很惊人的。可见“史学”为社会所热衷，历史为时人所关心，史学有着庞大的市场。然而，史学又真的没有危机吗？也不是。对于专业史学来说，确实存在着危机。一方面是有关部门对专业史学不够重视，包括财政拨款不足，专业历史研究的物质条件和客观环境太差，资料搜集困难，一方面社会对专业史学的态度冷漠，专业史学市场狭窄，作品出版困难。种种原因复合的结果，大量专业史学作品的质量下降了。　　有一次，在我们看来日子挺好过的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在北京近代史研究所作报告，提出

3、了一个史学边缘化的问题，也就是史学为社会所淡漠，史学对社会的参与力度削弱了。今年在南京的民国史讨论会上，有一位外国学者也提到了史学危机的问题。原来，问题并不仅仅在我们这里存在。史学的贫困所在多有，在世界各地，从事史学工作都不是一个好的谋生手段。法国的年鉴学派空前地开拓了史学研究的领域，长时段的研究法，又开拓了史学的视野，史学在完善自己，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史学对社会的参与力度反而削弱了。史学和现代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也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史学在现代社会中，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才能提升史学的社会地位，克服史学的危机？　

4、　过去，蔡元培主张德智体美，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功能，他认为：“吾国本无宗教，何必更有所提倡。但宗教在使人有畏惮、有希望、肯勇往做事，现不用宗教，必谋所以代之，则莫善于美术。盖宗教作用，不过使人置身利害死生之外，美育亦有此力量。”但看来并无成功的实绩。鉴于当此物质欲望空前扩展的时代，忠于职守的历史学家还过着宗教徒式的生活，于是，我就设想，史学是否也有宗教的功能？能否通过提高史学的品位来取代宗教的功能，犹如蔡元培所设想的以美学来代替宗教的功能？　　沿着这一思路，我发现，现代社会的宗教倾向都已经削弱了，我的设想也就缺乏必要的前提。虽然，在

5、文革中对宗教有不合理的压抑，文革后人们的宗教情结重又凝聚。但中国人的宗教情结本就薄弱，加以唯物主义思想的长期传播，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有限。而眼下一些中国人中的宗教情结，竟是十分“唯物”的，为了十分功利的目的去求神拜佛，并无一定向善的欲望。有一次，我向一位法国的医学博士问起：“在法国，道德教育的重心在哪里？”没有料到他的回答是：“在家庭。”我问：“为什么不在教会？”他说：“在欧洲，教会的衰落已经有一百年了。”“为什么不在学校？”他说：“法国的法律禁止学校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法国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有不同的价值和道德观念。当然

6、，社会上还是有公共遵守的道德规范的。”当然，我对法国的法律和社会不了解，不能确认他的说法的精确度。但由此给我一个启迪，史学代替宗教的功能，是以往已经走过的道路。人文精神的发达和史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的传统史学在实际上就代替了部分宗教的功能。中国自殷周时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即开创了中国连绵数千年不断的优秀的史学传统。中国古代史学，在文化不发达的时代虽然还不是普通人的史学，但仍然普及到了所有的读书人，史学是士大夫必备的知识。所谓“六经皆史也”，读经也是读史。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的宗教观念是薄弱的。孔子就不言怪力乱神，

7、“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学起着重大的人文关怀的功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生哲学，“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的人生警戒，替代着宗教的部分功能。史学“秉笔直书”、“彰善瘅恶”，让后世的评判，来制约现世的行为。刘知几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他对士大夫的警诫作用无异于下地狱。中国为什么没有宗教战争？中国人为什么对不同的宗教信仰相当宽容？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的人文思想和传统。孔夫子

8、虽然没有完全排除宗教信仰，但确实把宗教信仰淡化了。代替的是什么呢？是道德规范。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而要达到传诵的效果，则就是重视史学记录行为的功能。黄炎培在受到国民党的压迫时，写信给刘海粟说：“好在吾辈人生观不欲以物质自缚，稍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