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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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关联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1）05-0031-07　　亨廷顿于1996年和2004年先后出版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与《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挑战》①“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关联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1）05-0031-07　　亨廷顿于1996年和2004年先后出版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与《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挑战》①“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关联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2、005-8575（2011）05-0031-07　　亨廷顿于1996年和2004年先后出版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与《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挑战》①“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关联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1）05-0031-07　　亨廷顿于1996年和2004年先后出版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与《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挑战》①“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关联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1）05-0031-07　　亨廷顿于1996年和2004年先后出版

3、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与《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挑战》①两书，不仅表明亨廷顿本人学术理路的自觉位移：从“认同与文明”走向“认同与安全”，即从关注“冷战”后全球多元文化的发展态势转向基于美国国家安全考虑的“认同危机”问题，也即从国际视野转向国内考察，而且折射出世界范围内，伴随“新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一系列深层结构性变迁。“西方学术界对认同问题的学术讨论经历了一个从自我和个体认同到社会和国家认同的焦点的转换”。[1]文化认同问题以及它内蕴的国家安全意识等问题再次成为学界热点有其必然性逻辑。当然，诸多变迁除了“后冷战”国际背景外，文化认同自身的迷茫和困惑是最根本的诱因。本文立足

4、于“新全球化时代”的一系列深生态阈关系，集中探讨文化认同问题。　　一、文化认同的学理渊源　　认同（Identity）的辞源学考辨可追至拉丁文idem，意为“相同”。一般认为，“认同是自我（self）与他者（Other）（或者我们与他们——笔者加）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认定，是共同体成员对现实境遇中生存价值归属的自我确定。任何行为者作为体系中的一部分总是在他所属的共同体中，通过互动确定其生存认同的价值取向”。[2]而认同在日后的生发言说和运用中，逻辑上体现为“同一律”；语用上置换为“身份”；语义上对峙于“认异”和“解构”；学理上还原为“自我——他者”矛盾体的流变；学术上释义为“变成”、“成为

5、”和“过程”；形态上历时为“自我认同”、“族群认同”、“集团认同”、“国家认同”等等。无论言语如何巧妙，也无论作为名词还是动词，认同的本质一般除了时间维度和空间向度的规定和确认，我们还能说些什么？时间维度中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空间向度中的同向性和趋同性，足以把认同安置在相对稳妥的“位格”中。至于一些学人们评介的认同之心理向度和社会阶级维度，本身亦隶属于一定的时空之中。　　实际上，认同这个能指的所指并不确定。但所有和认同相关联的“事实”（fact而不是things）或“家族”，在归根结底意义上，都可以统摄到文化认同的序列。所谓文化认同，无非是基于“文化间性”的一种反思性价值辩护和文化资格

6、求证。用文化认同来蕴涵诸多认同形态，可以理解为“拥有共同的文化，往往是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基础。而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主要体现在个人的社会化，即对社会所创造和拥有的文化的学习与接受；社会对个人的认同，则体现在社会的基本文化规范在个人中的普及、推广和传播”。[3]以自我认同为例，它实质是确认“Ⅰ”属于某个群体或抱持某种文化价值观；而文化认同相对于它来说，却显现众多的“Ⅰ”的认同行为选择，尽管这种选择（指自我认同）在“Ⅰ”这里更多的是心理判断或精神想象。姑且不论“文化就是人化”的说法是否合理，单从“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立言，这的确是一个真理。既然文化是人类生存、生

7、活的感性显现和理性觉知，那么，文化认同作为“人之为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现象，可以上溯到前现代社会乃至远古。在那个“地方性生存”的久远年代里，人们凭借氏族血缘关系获得心灵的皈依和“安身立命”的支撑点。文化和社会虽杂糅在一起，但文化的最早形态——图腾、祭祀和神话等，借助人与自然关系中本能的、普遍存在的拟人化思维和移情现象的转喻，让人们有了“合法性”意义上的归宿感、安全感体验。哈贝马斯曾说，在按照亲缘关系组织的原始社会中，解释自然界和社会制度的神话故事把人们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