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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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农村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农村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农村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农村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农村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农村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近2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环境和人口也发生了显著变化。60岁以上人口已占人口总数的10%，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劳动力流动性提高，居民膳食和生活习惯改变，环境污染加重，这一切都使健康风险因素变得日益复杂多样，从而加剧了流行病模式的转变。第一，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肿瘤，等等。第二，一些曾经得到控制的传染性疾病，如性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发

2、病率重又上升。此外，病毒性肝炎呈蔓延趋势。更值得注意的是，艾滋病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第三，精神疾病患病率持续增加。第四，各种损伤及由职业危害所导致的急、慢性职业病居高不下（卫生部，2001a）。　　农村人口是遭遇上述疾病风险的主要群体，例如，70%～80%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患者是15～49岁的农村青壮年劳力。然而，农村恰恰是疾病预防和健康教育的薄弱环节（卫生部，2001b）。为了保护农村劳动力，中央政府于世纪之交开始发动9亿农民健康教育运动。在这一背景下，本项研究不仅关注农村基层预防服务随流行病模式的转变做出调整的情况，而且试图确认公共支持（注：这里的“公共支

3、持”指的是政府在卫生服务和健康保险领域所采取的公共行动，例如，通过财政手段投资于公共卫生项目、运用法规和政策调节市场，以及援助贫困群体，等等。）对预防服务和健康教育覆盖面的影响。以下将首先介绍研究中使用的基础数据；其次，通过描述统计说明农户获得公共卫生服务的情况；再次，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估算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可能性；最后，根据统计结果归纳结论。　　　　　一、抽样调查和数据　　1993和1998年，卫生部曾分别组织了两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本项研究涉及到的农村宏观层面的卫生筹资、服务供给和利用状况方面的信息，大多引自这两次调查结果和卫生部公布的年度统计。然而，

4、卫生服务调查包含的村庄和农户层面上的社会经济信息有限，不足以用来判断农户的社会经济环境对其健康风险管理的影响。因此，笔者从农户健康风险管理的角度组织了专题抽样调查。　　我们的抽样调查借助于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社会经济调查系统进行，样本为该调查系统的子样本，涉及6个省34个县。每个调研县一个样本乡，每个乡一个样本村，34个村共包括样本户2505个。调研省中，江苏和广东省属于发达地区，吉林和河北省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四川和甘肃省属于欠发达地区。省内的高、中、低收入地域，分别由1～2个样本县代表。样本乡和村的居民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所属县的中等水平。样本户都是调查系统通过

5、随机抽样方法筛选的长期记账户。自1985年以来，样本村每年都填报社会经济状况调查表。我们得到的村庄和农户社会经济数据，即来自有关这两个层面1999年情况的常规调查表和记账结果。为了本项研究的目的，笔者还设计了县、乡、村、户四级专题问卷，随同农业部的常规调查问卷一起发放。经数据清理获得的有效问卷为：县问卷31份，乡问卷32份，村问卷29份，农户问卷2008份，包括7848人。此外，笔者还在上海、浙江、山东、安徽、江西、云南和陕西等地组织了一系列个案研究，作为抽样调查的补充。　　　　　二、几项重点预防服务的覆盖面　　预防服务（预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和传染病防治

6、等）的作用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类似国防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故而毫无争议地被视为纯公共产品(Stiglitz,1988)，并因此而被归为公共卫生服务。我们对公共卫生服务状况的评估没有依赖政府或卫生部门提供的数据，而是基于农户的报告。在农户问卷中，有关公共卫生服务获得状况的问题有5个：(1)“是否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工作人员向您宣传过有关疾病防治和保护健康方面的知识”；(2)“您家是否能喝到清洁水（包括自来水和消毒处理过的水）”；(3)“您家是否参加过‘改造厕所’、‘垃圾处理’和‘修建沼气池’一类的卫生项目”；(4)“您家3岁以下的小孩是在哪里出生的”；(5)“您家3岁

7、以下的小孩是否打过防疫针或服过防疫丸药”。在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的样本户中，对第一、二、三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农户，即算作被这些卫生项目所覆盖。第四、五个问题设有多种选择答案，小孩在乡卫生院或医院出生的案例均归入“住院分娩”类别；小孩既打过防疫针又服过药丸的，被视为完整地参加了儿童免疫项目。　　对农户回应的描述统计如表1和表2所示。这两个表分别反映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的农户获得服务的状况，其中有如下信息值得讨论。首先，在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元的贫困户（注：20世纪末，全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约为2200元左右。当时，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