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本土化途径与晚清义赈

《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本土化途径与晚清义赈 》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本土化途径与晚清义赈近数年来，特别由于美国学者卡罗琳·里夫斯（CarolineBethReeves）以及中国学者闵杰、周秋光、张建俅和池子华等人的出色研究[1]，使我们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历史的了解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学者大都注意到，在作为舶来品的红十字会被中国社会最初接受的过程中，中国本土资源具有某种基础性作用。例如，闵杰较早地明确指出，“在红十字会传入之前，中国已经具有相当普及的社会救济组织，保持着历史悠久的慈善事业的传统，与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有相通之处，这使红十字会的传入比其

2、他事物较易为国人所接受”[2]。周秋光亦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便以积德行善为优良传统，存在着接受红十字会的思想与社会基础”，所以“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是中西慈善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3]。里夫斯、张建俅和池子华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看法。不过，一旦继续追问这种基础在实践层面上究竟通过何种途径，或者说怎样才能实现与红十字会的性质和形式相结合的问题时，这种把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作为主要渠道的看法就显得过于笼统了。本文的研究表明，红十字会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这个过程，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中西慈善文化的相通性，而是有一条相当具体

3、的依赖路径，即与标志着中国救荒事业重大发展的晚清义赈所提供的社会机制有着密切关联。一、庚子之前倡设中国红十字会的话语脉络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之始，无论是在民国还是在新中国时期都是得到官方认可的权威性说法[4]。有关该会的演生过程，前述闵杰、周秋光、张建俅和池子华等四位学者业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们的论述在各自揭示的历史事实和具体叙事上存在着一些出入，却几乎都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非常一致地把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起源过程描述为一条相当清晰的从话语到实践的逻辑展开线索，即其间经

4、历的是一个西方影响——国人了解——宣传鼓动——组织模仿的线性发展阶段。根据这种逻辑思路，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基本上就是中国官方和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吸收程序，刻意模仿某个西方组织以推动自身现代化的一个结果。事实上，这种叙事大大简化和混淆了中国红十字会起源过程中蕴含的复杂关系，许多不同层次的发展脉络其实是被生硬地拼接在一起的。上面这种批评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这种叙事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既然慈善文化是中国的一个“大传统”，那么为何是在上海的一批绅商会对数千里之外的东北难民投入更大的关注？为什么只有上海绅商能够

5、起而联合国外人士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从而成功地奠定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之基呢？这些问题提醒我们，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很可能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事件，因此就有理由怀疑以往在话语和实践之间建立的那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或是某种必然的连续性。在这个具体情境中，这种怀疑可以表达为这样的问题：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出现，一定是遵循着从思想传播到实际行动的路线吗？换句话说，在倡议创设红十字会的言论与按照红十字会形式开展的行动中所显现出的脉络是完全一致的吗？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按照话语和实践的性质差异以及两者在时空上的不同坐标

6、，将这个诞生过程中的相关历史现象重新进行排列，从而清理出这个过程的真正面相。就红十字会知识向中国的传播而言，目前所见国人中最早对红十字会作出较为系统表述的是孙中山。1897年，孙中山将英国医生柯士宾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成中文，并由伦敦红十字会初版发行。此书在1904年以前便流传到了国内，因为《申报》于此年正月间曾称其“颇有用，正不必以人废言也”[5]。在该书的译序中，孙中山认知红十字会性质的表达方式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认为红十字会在西方出现并得到推广乃是由于讲求“济人之术”的结果，姑且不论其准确性

7、，这乃是对红十字会性质的一种整体概括；其次，他用孟子“恻隐之心”之说的引用，表明他的潜意识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红十字会定位[6]。因此，这实质上是一种整体性话语，也就是说，其试图在把中国和西方作为两个可以对接的整体文化单位的前提下，在红十字会与中国具体情境之间建立起某种直接联系。尽管孙中山没有在这个译序中提出在中国创设红十字会的建议，但是这种整体性话语却成为后来者阐述创设理由时一再使用的论证方式。这方面第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被公认为在中国首倡创建红十字会组织的孙淦。在1898年那份最早建议设立中国红十字

8、会的禀文中，孙淦呈请的理由就是创设红十字会可以“赞军政而联与国”。他首先根据红十字会实行战争救护的一贯行动，将其基本性质总结为“军事一起，无不受此会之大益”。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万国公法之中，以此会为近数十年至善之大政”，况且中国“以亚洲文明之大国，而万国共行之善政，我独阙如，坐令西方之人以野蛮相待，蔑我滋甚，其于国体，所关匪轻”[7]。在他于同年11月间在《申报》上发表的关于红十字会的论说中，这种中国与国际体系接轨的角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