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的文学观和《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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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萧统的文学观和《文选》【内容提要】本文梳理了中古时期“典雅”与“华丽”两大文学风尚的变化轨迹，并进一步具体分析了萧统倾向于“典雅”文学观的原因。【关键词】典雅华丽萧统一历来各种文学选本的在选录作品时，虽不免要受到传统和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但归根结底总要体现他自己的观点。萧统之编《文选》，当然亦非例外。萧统对文学作品的要求表现在他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他说:“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这大约是萧统一贯的看法，所以刘孝绰

2、在给他的文集作序时也称:“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尽管萧统自称“但恨未逮”而刘孝绰说他已“兼而善之”，语意似有差别，而“丽而不浮（淫）”、“典而不野”二语作为萧统评价作品艺术成就的主要标准，大约是不致有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萧统的这种文学观其实在梁代有一定代表性。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湘东王（元帝萧绎）在后来所作的《内典碑铭集林序》中也提到了“艳而不华，质而不野”之语，其含义与萧统之说基本一致。即使像简文帝萧纲那样提倡华美之文的人，在萧统死后作《

3、昭明太子集序》，亦提到了“丽而不淫”四字。可见所谓“丽而不淫”、“典而不野”二语已取得了当时某些人的认同。从萧统现存的作品看来，他虽然主张“丽”和“典”并重，但其创作似显得典雅有余，而华丽不足。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试论梁代学术文艺与〈文选〉》（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一文中已经论及，这里不想赘述。萧统创作方面的这种偏重，不但无需苛责，也和他提倡的文学观未必有什么冲突。因为人们的文学观和创作实践虽不容割裂，却亦不完全等同。有时人们在理论上认识到的道理，在实际创作中未能做到;有时在创

4、作中已达到的成就而在理论上尚无明确认识。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所以陆机在《文赋序》中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同时谢灵运自称其“池塘生春草”之句云“此语在神助，非我语也”（《诗品·谢惠连》），均非虚语。看来萧统自谓“尝欲为之，但恨未逮”也不完全是自谦之辞，可能确有其切身体会。从《文选序》看来，萧统对作品的华丽并无贬低之意，相反地他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这较之他的前辈如刘勰之断言自上古至刘宋的文“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主张“矫讹翻浅

5、，还宗经诰”还显得开明。至于他在创作上的偏重典雅也是可以理解的。从《梁书》本传看来，他出生于齐中兴元年（501），他的文集最早编成时间大约为天监末至普通年间（约520前后至526），此时他年龄最多不会超过二十五六岁。因为他最初的文集为刘孝绰所编，而刘孝绰编成文集在任廷尉卿以前，刘任廷尉卿而被到洽所劾罢官，则在普通七年萧绎任荆州刺史以后。后来萧统当然续有所作，但他总共不过活了三十一岁，他自从十五岁行冠礼后，便协助梁武帝处理政事，始终未离宫禁，而所谓“使省万机”即处理政务也无非是批阅公文，这对了解社会生活

6、毕竟是间接的，这就决定了他的诗文主要只能在书本中去寻求灵感。另一方面，萧统的书本知识却极丰富。《梁书》本传称他“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据萧纲《昭明太子集序》所称萧统的十四件美德，其第十二德为:“研经博学，手不释卷，含芳腴于襟抱，扬华绮于心极;韦编三绝，岂直爻象，起先五鼓，非直甲夜;而欹案无休，书幌密倦。”第十三德为:“群玉名记，洛阳素简，西周东观之遗文，刑名儒墨之旨要，莫不殚兹闻见，竭彼绨缃;总括奇异，片求遗逸，命谒者之使，置籯金之赏;惠子五车，方兹无以比，文终所收，形此不能匹。”从这些情况看来，他

7、很博学显无疑问。这样，他吟诗作文之近似任昉等人动辄用典，就不难理解。何况任昉在当时颇享文名，这派诗风在当时也颇多影响，萧统之接近此派文风决非偶然。再加他“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少时，敕赐太乐女妓一部，略非所好”（《梁书》本传）;萧纲说他对当时盛行的“吴声”、“西曲”等音乐“靡悦于胸襟，非关于怀抱;事等弃琴，理均放郑”（《昭明太子集序》）。这样，他对那些艳歌既无爱好，其诗风自不会受他们影响，而当时那些倾向于靡丽的诗人，无不取法于这些民歌。因此其诗文的偏重“典”而“丽”不足，亦情理中事。这种偏重于典雅而

8、稍欠华丽的创作风格，自然也和萧统的个人性格、艺术趣味有关，因此不管他的文学主张如何，在他编选《文选》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多收偏于典雅的作品而少收比较华丽的作品，这也很自然。事实上从《文选》所选作品而来，确实是典雅之作多于华靡之作，所以骆鸿凯先生谓《文选》“黜靡崇雅”，确符合此书实况。二从一般的情况或文学史的许多事实看来，“典雅”和“华丽”这两种文风常常可以是并行不悖的。例如汉魏六朝的许多辞赋，经常是比较华丽的。扬雄曾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