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易》学的变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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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初《易》学的变辙摘要：潘耒晚年究心《周易》之学，此学虽师承于顾炎武，然其治《易》之路径与模式则殊不同归。潘氏《易》学除讲求修己治身之实用性以外，尚包含世俗教化、伦理规范等“资治”内涵。这种新型《易》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潘耒在清代《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潘耒；顾炎武；《易》学　　：B249.1：A：1004-7387（2012）04-0075-05　　吴江潘氏兄弟虽以史学闻名，然潘耒之学师承亭林，故于经术亦格外重视，他说：“先儒之学，穷经而已。”[1]而其治经又以《易》学见长。其弟子许汝霖为《遂初堂集》作序，云：“（耒）平生得力尤在《十翼》之中，精义入神，不

2、袭九师之说”。[2]潘耒对《周易》之心得主要集中于卦象、术数方面，曾“著论十三篇”。[3]其实，潘耒晚年所究心之学问有二：一则《周易》之学；一则佛学也。他借此二种超然之学，用以排解官场折戟后失落与苦闷之心境。就二学思想之共同特点而言，都体现出现实主义的“经世”意味，此为其“避世而未能忘世”所致。而这种“经世”意识显然又与其史学思想一脉相承。故欲知晓潘耒思想之全貌，明晰其治学特点，必需对其《易》学作一剖析。　　一、批判汉代象数派之“五行”说　　在《易》学发展史上，汉代象数派是较早形成的对《周易》进行系统诠释的学派。其代表人物为西汉的孟喜、焦赣和京房。据钱基博《经学通志·周易

3、志》称：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易》学代代相传。其中，孟喜“传《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而焦赣自称“从孟喜问学”；“然汉《易》之流为术数，自延寿（焦赣字）始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京）房传延寿之学，故言术数者，称‘焦、房’，而房之推衍灾祥，更精于延寿。”[4]孟、焦、京之《易》学，均以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谶纬灾异之说附会《周易》，并由此开创出以“象数”（即卜筮）为研究主体的孟京《易》学。孟京之《易》属今文经，故其治学善发挥己见，专务谶纬之说，因此改定《周易》本意最甚。东汉古文经学兴盛以来，历代儒者大多折诟此派。　　潘耒论《易

4、》也以汉代象数派为最先研究对象。清初学者往往以复古、崇实为治学特点，故潘耒在将目光投向于汉代《易》学的同时，也对其中所包含的虚妄、迷信之说做出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其批判乃以非议“五行”为其津筏，他说：“《洪范》言五行，而《易》未尝言。以八卦配五行，此京房、郎凯之《易》，非四圣之《易》也。”[5]显然，潘耒对西汉今文经学家附会“五行”，曲解《易》学，导致“其他巧说纷纭杂出”的混乱局面表示不满，他认为：“《易》以道阴阳，不言五行也。阴阳可以括五行，五行不可以该阴阳。阴阳为五行之祖，五行非阴阳之根，《易》言其本，未及其枝也……学《易》者言阴阳，不必言五行。”[6]　　为了更深刻地

5、揭露今文经学家“五行”之说的不合理性，潘耒特作《四象非五行论》一文予以辩解。他指出，今文经学家为了运用“五行”解释《周易》，提出过两种谬论：一为“以五行配四象”，一为“以五行配八卦”。这两种说法是西汉象数派论《易》之基础，然皆牵强而不可信。潘耒认为：“《系辞》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一阴一阳之谓‘仪’，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之谓‘象’”，《易经》的这种表述是按照“生物之序”，“从微而至著”加以排列的，故“解四象者言阴、阳，太、少可矣，而注家多以五行，金、木、水、火、土当之，失其序矣。”[7]而“以五行配八卦”，“亦欠自然”，他说：“八卦自八卦，五行自五行。羲皇根

6、阴阳而画卦，大禹推五行以演畴，迥不相涉。”[8]以上仅是潘耒通过常理判断，试图切断“五行”与《周易》卦象之联系；接着，他又从《易》学流变史的角度，指出汉代经学家援谶纬入儒典的行径：“文周《彖象》、孔子《系辞》无一言及五行。迨西汉之末，刘向、刘歆、谷永、翼奉辈盛言五行，于是谶纬诸书，繁典杂出，穿穴正经。焦延寿、京房本术士，其学自五行入而参诸《易》数，不得不两相配属。播五行入八卦，正欲援八卦以用五行也。其术行而八卦遂为五行之所夺……而羲皇画卦之本旨失矣。”[9]在潘耒看来，西汉今文经学家这种变乱经典、“师心自用”的做法，最终造成极其恶劣的学术影响。他说：“郑康成、孔颖达汉唐大

7、儒，犹以五行配四象，余子纷纷，何足怪哉？邵摘要：潘耒晚年究心《周易》之学，此学虽师承于顾炎武，然其治《易》之路径与模式则殊不同归。潘氏《易》学除讲求修己治身之实用性以外，尚包含世俗教化、伦理规范等“资治”内涵。这种新型《易》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潘耒在清代《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潘耒；顾炎武；《易》学　　：B249.1：A：1004-7387（2012）04-0075-05　　吴江潘氏兄弟虽以史学闻名，然潘耒之学师承亭林，故于经术亦格外重视，他说：“先儒之学，穷经而已。”[1]而其治经又以《易》学见长。其弟子许汝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