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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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方向

2、第1内容加载中...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和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于2004年4月24日溘然长逝。哲人其萎，精神永存！张先生有近80年的学术经历，在读中学时就曾发表《评韩》和《关于列子》的文章。他曾回忆说：“吾昔少时，有如汉代扬雄所称‘默而好深湛之思’，拟穷究天人之故，思考哲学问题，常至废寝忘食。”在北平师范大学就读期间，他发表《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得到冯友兰、罗根泽等先生的高度评价。也是在此期间，他受兄长张申府先生的引导，阅读新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英国新实在

3、论等现代哲学的著作，经“以新唯物论与现代他派哲学对较”，始确信“新唯物论之为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1933年至1937年，他在北师大毕业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此期间是张先生的第一个学术高峰时期。张先生的哲学思想是与社会生活，与他对民族复兴、文化再生的思考和期冀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他早年所作《哲学的前途》一文中，他说：“思想是由生活决定的，且对于生活具有很大的作用。哲学是思想的综合，因而在文化中占了领导的地位。”“将来的社会，定是社会主义的”，新唯物论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哲学”，而“科学与社会主义本

4、是不可分的”，因此，“将来的哲学便是新唯物论与科学的哲学的结合”。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一文中，张先生更指出：“如没有哲学，没有统一的思想系统，纵即学会了人家的科学工艺，恐也未足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文化……”“尤其在中国现在，国家与文化都在存亡绝续之交……如企图民族复兴，文化再生，更必须国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都有明切的认识，共同统会于一个大理想之下，勇猛奋斗，精进不息。在此时是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的。”将哲学的发展创新与民族复兴、文化再生联系在一起，张先生认为，中国现在

5、所需要的哲学，首先“必须是综合的”，“对于中国过去哲学须能抉取其精粹而发展之、光大之，辨识其病痛而革正之、克服之，同时对于西洋哲学，亦要批判之、吸收之”；其次，它必须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复次，“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更次，它“必与科学相应不违”。为满足这四个条件，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在内容上必须是唯物的、理想的、对理（辩证）的和批评（解析）的。1936年，张先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提出了“新哲学之纲领”，即：“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

6、解析，综合于一。”这里所说的“唯物”，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又是指继承中国固有的唯物论传统，特别是宋以后哲学中横渠（张载）、船山（王夫之）一系的“气论”或“唯气论”。张先生指出：“一种哲学必与其民族的本性相合，乃能深入人心；必能矫正其民族的病态，乃有积极的作用。”唯物与理想的综合是符合中国传统哲学之“基本倾向”的，而唯物、理想与解析的综合则是要吸收西方分析哲学的方法，使新唯物论的理论形态更加“精确”。张先生说，这个新的综合的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又是中国传统唯物论之“

7、再度的发展”，“在性质上则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在提出“新哲学之纲领”的同时，张先生完成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即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此书是选出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而叙述其源流发展，可以看作是一本“中国哲学问题史”。此书所最注重的方法有四点，即“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它是张先生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相结合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成果。它要把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基本倾向、范畴意涵、条理系统和发展源流彰显出来

8、，而其中特别表彰了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结合、自然论与理想论相结合的优秀传统。此书与张先生提出的“新哲学之纲领”，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史与论同出、古与今并见的杰作，是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照着讲”与“接着讲”相互结合起来的典范。1935年，中国思想文化界有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大讨论。张先生在此讨论中发表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西化与创造》等文章。他运用辩证法，揭示“文化之实相”，“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

9、，亦有见于文化之同”。他针对当时的全盘西化论和东方文化优越论两种偏颇，指出：“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是在抉择东西文化之优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综合”，亦即“拔夺（扬弃）东西两方旧文化而创成新的文化”。抗战爆发后，张先生因与学校失去联系，未及南下，他与留滞北平的一些学友蛰居读书，不与敌伪妥协。自1937年至抗战结束，是张先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对“新哲学之纲领”进行充实、论证而撰写其哲学专著《天人新论》的时期。此书初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