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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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无论是供给经济学，还是里根经济学，都与中国政府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较大区别。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全面阐述，并从顶层设计、政策措施、重点任务层面做出了全面部署。一些评论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但从两者内涵看，应有所区分。供给经济学与供给侧改革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滞胀，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受到批评、被归咎的情况下，供给经济学派兴起。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长期

2、以来不断地人为刺激需求，持续地损害了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美国经济与大萧条时大不相同，需求增长不一定会造成实际产量增长，只会单纯增加货币数量，促进物价上涨，致使储蓄率和投资率放慢，技术变革延缓。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需求自行创造供给”的理论只会造成经济呆滞、缺乏创造力、生产力下降、通货膨胀，应该回归萨伊提出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或者说优先重视供给。整个供给学派按观点主张又分为激进和温和两支。激进供给学派认为：应该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储蓄和投资吸引力;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国家对

3、经济生活的干预，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自动调节经济;缩小政府开支，缩减福利开支。激进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提出“拉弗曲线”，认为当税率超过一定区域，税率提高反而会使税收下降，因此降低税率不一定使税收减少。与该分支观点相比，温和的供给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德斯坦则批评了拉弗等人醉心于减税的快速效应、认为减税会自动产生政府收入、消除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等观点。他认为美国当时的经济病症还在于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税收结构、社保制度，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平衡预算、降低赤字和通胀率，从而促进储蓄和投资。其政策主张包括：减少价格补

4、贴等不必要的支出，改革税制，平衡预算，消除赤字;长期推行低货币增长率，采取有节制的货币供给政策;政府应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废除一些束缚生产的规章制度，刺激企业投资积极性;适度减税，特别是削减公司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费尔德斯坦和拉弗后来在里根执政期间分别担任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和成员，使供给学派的一些政策主张得以应用。而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所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五大发展理念，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为总体

5、思路，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2016年五大重点任务，从供给侧开展结构性改革。从国际上的定义看，结构性改革一般意味着对政府和企业结构的改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其成员国做出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中，通常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从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介绍看，结构性改革内涵丰富，可以是宏观经济政策、财政金融方面的改革，也可以是产业规制和竞争政策、市场准入和对外开放政策、社保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等等方面的改革。中国所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和思路已然明确，内容上结合了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要求，实用而丰富。内容

6、与背景的差异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与供给经济学相区分，不仅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指的内容与供给经济学派主张和所处背景均有区别，而且因为各国政策主张往往根据当时当地情况灵活选择或综合运用经济学派观点。即使是在美国里根总统执政时期，供给经济学派也并非至始至终原封不动地被应用，供给学派主张所致政策效果也有差异。供给经济学产生的背景是滞胀，而中国目前处于局部通缩阶段(表现为工业品价格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已持续5个季度低于2%。因此在货币政策主张上，供给经济学主张的紧缩货币政策并不适用于中国当前情况;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张的

7、“稳健货币政策”“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则是适合当下国情的政策。供给经济学产生的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的税负较高，因而供给经济学提倡减税。而中国宏观税负适中，税收收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近两年进入一位数增长)，公共支出增速持续快于公共收入增速，财政赤字率连年微升，2015年已达2.3%，公共债务高企，财政处于新常态下，全面减税抑或大幅降低主要税种税率不太合时宜;可行性较高的政策仍是结构性减税，配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支出绩效、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另两大支柱

8、“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所强调的内容也与供给经济学派所提倡的放松管制有所不同。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四大政策支柱“改革政策要落实”则涵盖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放松管制毕竟只是产业改革政策的一方面，中国本轮改革则包括财税、金融、产业、企业、商事制度、贸易、价格等方方面面。与供给学派针对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