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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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　　关键词：三史三史科一、唐代的“三史”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云：“三史谓《史记》、《汉书》及《东观记》也。”[1]按“三史”之名，起源极早。《三国志》卷四二《蜀书·孟光传》载：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2]同书卷五四《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载，孙权谓吕蒙及蒋钦曰：“孤……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3]而同书卷六四《孙峻传》，裴注引《吴书》曰：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4]可见，早在三国时，“三史”一词已普遍使用了。《晋书·刘耽传

2、》记耽“明习《诗》、《礼》、三史”，而五世纪前期北凉的阚駰“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5]西凉的刘昞则“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行于世。”[6]文中的“三史”当然也只能是这三部书。但在后来的“三史”中，《东观汉记》之地位为范晔《后汉书》所取代，其间更替的原因和时间值得深究。　　对于这一问题，前辈学者已有不少研究。《四库提要》认为《东观汉记》的衰微是由于唐章怀太子　　唐人对于史学的功能有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其地位仅次于经书，如刘知几曰：“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曰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28]殷侑言：“三史为书，劝

3、善惩恶，亚于六经。”[29]咸通四年，皮日休也说：“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30]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对于前代史书特别是三史的学习和研究就蔚为风气，《史记》、《汉书》及《后汉书》都出现了非常重要的　　1、对进士科的史学要求　　在唐代前期，史学与科举特别是进士科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一般文士为了仕进，对于史学一般并不太重视。刘知几的体会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虽然自幼喜欢史学，“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44]可见，史学优长对于考进士科并没有什么帮助，二者甚至有矛盾之处。因此，贞

4、观八年（634）三月三日“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45]并未能产生什么积极影响，一方面，它仅是试读，另一方面，其考试方式仍为填帖，并不能考察出应试者真正的史学才能及对古代治国方略的理解。这种情况在当时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按刘知几于永淳元年（682）登进士科，[46]在此前一年即永隆二年（681）年八月的一道敕文中指出：“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其明法并书算举人，亦准此例。即为常式。”[47]显然朝廷也开始注意到进士不读史书的问题，大致与此

5、同时，策文中也开始有了习史以资治道的内容。我们来考察一道武则天垂拱元年（685）的策进士文：“朕以紫极暇景，青史散怀，眇寻开辟之源，遐览帝王之道。……两代之事谁远，五德之运何承？……欲令历选前圣，远稽上德，采文质之令猷，求损益之折衷。何君可以为师范，何代可以取规绳？迟尔昌言，以沃虚想。”[48]在这道策文中，既有对于应试者的具体历史知识的问题，又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出现实政治中的治国之道。这反映了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励精图治的迫切心情。　　到了玄宗时，对于进士读史书又从登科后的出身方面予以鼓励，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敕：“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

6、意，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第（策）者，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已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原注：此诏因侍郎姚弈奏）”。[49]《大唐六典》则径谓：“进士有兼通一史，试策及口问各十条，通六已上，须加甄奖，所司录名奏闻。”[50]显然，为了改变进士“多昧古今”的现状，在进士考试中开始提倡读史，并予以出身方面的奖励。至于进士试史的方式，则是试策与口试相结合。所谓一史，恐非任意一部史书，而应该是“三史”中的

7、一部。此外还应注意，进士试史却并未成为一种强制性规定，而只是一种鼓励性措施。　　正因如此，进士不读经史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乾元初，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揆干脆下令将五经与各史放在考场，供应试者随时翻检，受到欢迎，“数日之间，美声上闻。”[51]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言贡举之弊曰：“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