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模式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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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司法模式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重构近几年有学者提出司法应与政治相剥离，认为这样才能够保证司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而实际上，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独立于政治的司法模式，即便在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司法也与政治有密切关系，各种政治力量总是寻求多种方式来影响司法①，如以立法的方式影响司法的程序与规则、任免有特定政治倾向的司法人员等。由此可见，尽管司法与政治在目标与属性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司法相对独立于政治是司法有效性的前提。法学理论主张司法机关享有独立的裁断权力，它独立于政府、媒体以及公众舆论。司法机关是根据法律来做出判决，因

2、此它并不需要统治者，而任何权威也不能凌驾于司法之上。司法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是由司法的本质决定的，司法本质为判断权，即法官根据法律与事实，经过逻辑推理而做出的符合法律逻辑的判断结论，法官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是拥有独立判断的权力，这样才能得出法律性论断，否则司法的裁判很可能变为一种权力工具，失去法治权威，那么统治者所建造的整个法制系统将随之崩溃。从历史发展来看，司法与政治的相对分离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古代社会因为审判与政治不分，导致专横的行政方式，司法做不到公正审判便会引发社会矛盾，最终也损害政治稳定。而近代政治发展中不论是民主共和理

3、念还是君主立宪主张，都一致推行司法独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现代政治的特征之一—司法能够制约政治规范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产生的政治，最终目的是为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学者高宣扬在其著作《当代政治哲学》中认为，文明时代的政治制度需要通过“具有系统化的社会决策效力的法制现实”来表现，这样政治与法便产生了必然联系。在政治系统运作过程中，有学者认为政治制度的作用在于防止权力成为专制、暴政、腐败的工具，因此便注重通过法治来制约政治的恶，司法成为制约政治权力的工具，这也是法治的基本内涵。分权学说提出司法应该

4、起到控制政治的作用，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一种危险的组织形式，因为一旦强大的权力得不到有效控制，便会损害公民自由，这违背了国家产生的初衷，造成政治危机，带来国家的瓦解，而司法系统是一个公正的判决机构，能够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判决，解决各方争端，化解政治危机。司法无法脱离政治属性。司法本身就是源自于政治，司法部门也是国家的一个部门组成，而司法权也属于最高统治权的一部分。司法权的结构是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形成的，不论是分立还是鼎立的形式，这种权力结构最终是为特定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司法权存在的意义正是其能够服务于政治需要，否则在国家权力体系中

5、便不会存在这一权力分支。立法、执法与司法都是国家权力行使的表现，因此可以说司法是政治发挥作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并与其他政治子系统相互作用。②政治力量还决定着司法人员队伍的组成，如美国总统在法官任命上大都选择自己政党的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司法还承载着一定的政治功能，法院已经不单是裁决矛盾纠纷的机构，它还可以通过这种裁决来形成广泛适用的公共政策，起到填补法律的作用，而且法院还能通过审判来判断政治行为的正当性与否，发挥维护宪政制度的功能。政治视野下司法模式的历史变迁学界公认我国政治对司法有较大的影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6、我国法治的发展是深受政治环境影响，往往是政治改革带动配套的法治系统改革，政治目的也成为法治建设的目的，我国的法治建设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在政法文化之下，自然也形成了政治—司法的模式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政治与革命化司法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逐步建立起政治法律框架，司法机制在这一阶段也获得发展。但之后我国的政治形势迅速发生变化，国内开始出现激进的政治运动，最终发起了文化大革命，形成革命政治文化。革命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一般来说革命是以暴力形式形成新的政权，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被看作是稳固政权的方式，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需要

7、继续革命来巩固新生政权，防止别人夺权，由此我国的政治呈现革命化特征，政治成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往往以镇压、斗争等暴力形式开展，而革命政治也以激烈的方式对国家机构等进行剧烈变革，并暴力剥夺革命对象的权力，它批判理性技术与专业知识，因此并不认可规范化的政治运作机制。革命政治产生的前提是有革命敌人，因此划分敌友是革命政治的首要活动，而划分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这种革命政治实质上属于一种前政治状态，在革命政治之中只有战争，目的仅是消灭他所认为的“敌人”，而实际上却并不存在平等的异己政治主体。而在真正的政治中，异己的政治主体间是平等的

8、，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联合的。在革命政治下，我国也形成了革命化司法模式，即司法成为践行革命的工具，而革命也消解了司法的意义。在性质上，司法被看作是革命斗争的武器，司法权必须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中;在运作方式上，因为革命政治必须划分敌友，对敌人进行消灭，因此司法并不按